引言

1972年2月18日，美国总统尼克松乘“空军一号”飞机，开始了他意义深远的北京之行。

就在这之前三天，2月15日凌晨2时20分，一生致力于中美友好事业的埃德加·斯诺，在瑞士日内瓦他的家中悄然逝去。

斯诺是不幸的，不少中外朋友为他惋惜，因为他本来是最有资格去北京采访中美关系解冻这一历史性场面的。随尼克松访华的记者团有87人，在这87人中，有谁能像斯诺那样，同毛泽东、同周恩来无话不谈？有谁能和斯诺相比，早在40年前就对中国赋予了深深的爱！

斯诺在旧中国生活了13年。新中国成立后，他又三次来访，累计逗留时间近一年。如果把他成年前的时间略去不计，在他的记者生涯中，他在中国居住了14年，在瑞士居住了13年，巡游世界各地4年，而在自己的祖国只工作生活了12年。斯诺一生中共写出重要著作11种，其中，有8种是关于中国的，在他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里，他案头上放的是未及完成的《漫长的革命》。

斯诺是个爱国主义者，但在美国，他长期得不到政府的理解。在麦卡锡主义盛行的年代，一切与新中国有联系的人都遭到迫害。斯诺的夫人找不到工作，斯诺自己也不能出版他的著作，只得迁居瑞士，因为瑞士是西方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国家。1960年、1964年他两次重访中国，是那个年代里唯一能够往返中国、报道新中国情况的美国记者。他写出的报道和书籍，引起全世界的重视，唯一美国的报刊不予登载。斯诺对于当局的做法甚为苦恼，但他没有因此而终止促进中美和解的努力。1970年他最后一次访问中国，带回了两条重要信息，一是毛泽东欢迎美国的左、中、右派人士访华，二是毛泽东就中美间的问题要同尼克松会谈。

斯诺的努力终于收到了成效，他为中美关系的松动和解而高兴。他答应美国《生活》周刊，在尼克松访华时作为记者前往中国采访，人们也都期待着斯诺再写一本像《西行漫记》和《大河彼岸》那样的传世之作。可惜，斯诺在尼克松访华的前三天逝去了，因而他是不幸的。

然而，斯诺又是幸运的。在他生命的最后日子里，他看到了一生所致力的中美友好事业有了希望，他的努力得到了普遍的承认。

美国国务院把他的《西行漫记》列为了解中国背景的20本最佳著作之一。在为尼克松准备的有关中国情况的简介材料中，就有斯诺著作和文章的摘要。基辛格后来回忆，他曾极其仔细地阅读了这些材料。有消息说，尼克松打算聘请斯诺做他这次中国之行的顾问。他致信斯诺：“……你杰出的一生博得了尊敬和赞赏。”

更使斯诺欣慰和激动的是，在他生命垂危的时刻，他的老朋友毛泽东和中国人民给了他无微不至的关怀。

斯诺患的是胰腺癌。1971年12月15日，在瑞士洛桑的医院里，医生为他做了胰腺切除手术。手术时，医生发现他的肝脏有一个像网球那样大的转移癌，但无法切除。为了挽救斯诺的生命，他的家人和朋友们做了种种努力。人们劝说尼克松总统将斯诺接回他自己的国家，将他安排到华盛顿附近的贝特思达医院进行治疗。然而尼克松只回了一封简信，对所提出的要求表示遗憾。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斯诺夫人将他生病的情况告诉了中国。

中国方面迅速回信了。斯诺的好友，中国卫生部顾问马海德建议斯诺到北京去。周恩来委托驻瑞士大使陈志方去看望斯诺，并捎去了慰问信，在信中转达了毛泽东和邓颖超的问候。“这封深情厚谊的信对躺在病床上的埃德来说，好像那个阴暗的早晨顿时出了太阳一样。”斯诺夫人后来回忆道。斯诺口述回信，对毛泽东和周恩来邀他去中国治疗和休养的建议表示感谢。

1972年1月22日，毛泽东和周恩来派遣由马海德医生带队的医护小组从北京动身前往瑞士接斯诺来北京。医护小组途中经过卡拉奇和罗马时，和当地的中国使馆安排好回程中为斯诺提供紧急住院的准备工作，以便必要时可以让斯诺在途中得到治疗。

在北京，日坛医院已经准备好一套病房和一个医护班子等待斯诺的到来。这套病房是陈毅元帅住过的，也是日坛医院能提供的最完备、最舒适的一套病房。

但是，当中国医护人员在瑞士看到斯诺时，他的腹部膨肿，在腹部的右上力，凸凹不平的肝脏隔着腹壁隐约可见，且已扩大到肋缘下达10厘米，质硬而且有压痛。斯诺疲乏地躺在床上，眼珠和皮肤发黄，神志恍惚，说话断断续续，声音低微，呼吸相当费劲……情况表明，他已经经不起远途颠簸了。

马海德俯下身向斯诺转达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问候。斯诺沉思良久，才慢慢地说：“我完全理解毛主席和周总理的美好心意，他们对于我当前的困境提出的具体援助的建议使我极为感动。我知道在中国土地上我会得到在任何其他地方都不能得到的关怀和爱护……我热爱中国……我不愿意作为一个病人到中国去……我不愿给中国增添累赘……”

遵照周恩来的意见，中国医护人员把斯诺在瑞士的家变成一所家庭医院，又增调了几位医护人员，开始对斯诺进行最后的医护。

斯诺的病情每两三天向国内报告一次，中国驻瑞士大使陈志方经常带来毛泽东和周恩来的问候，这些在精神上给了斯诺莫大的安慰。但是，他的病情仍在继续恶化。

2月8日，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黄华专程到日内瓦探望斯诺。他和马海德站在斯诺床前凝视着，脑海里翻腾着战争年代他们陪同斯诺在保安采访毛泽东和苏区的情景（黄华是斯诺在燕京大学教新闻学时的学生，当时叫王汝梅，后来他在斯诺苏区之行后不久，也到了延安。斯诺当时的夫人尼姆·韦尔斯访问延安时，黄华曾为她客串翻译）。斯诺醒来，意外地看到黄华，显得非常高兴，握着黄华和马海德的手，思绪又回到36年前的保安。他语重心长而又幽默地说：“咱们三个‘赤匪’又见面了。”他笑了。

这几乎是斯诺一生中最后的话语了。此后一周他一直昏迷不醒02月15日，他在睡眠中安静地死去。

当天晚上，毛泽东即刻发来了唁电，周恩来和邓颖超发来唁电，宋庆龄发来唁电……

毛泽东的唁电说出了斯诺的所有中国朋友痛失良友后的心里话：

“他将永远活在中国人民心中。”

2月19日，世界各地的朋友聚集瑞士日内瓦郊外的约翰·诺克斯会堂向斯诺致哀。与此同时，周恩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主持有几千人参加的追悼大会。

3月27日，美国纽约也举行了一个追悼会，黄华第一个发言。

1973年5月16日，遵照斯诺遗言——“我爱中国。我希望死后我有一部分留在那里，就像生前一贯的那样。”在北京大学未名湖畔举行了斯诺骨灰安放仪式（他的另一部分骨灰葬在美国哈德逊河畔），毛泽东送了花圈，周恩来扶病亲自参加。廖承志在讲话中说：“斯诺先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无论是在中国革命艰苦的年代还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他几十年如一日，为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的一生是中美两国人民诚挚友谊的一个见证。”

斯诺夫人也讲了话，她说：“这是一次真正的‘复始之旅’……他又回到了他曾从头就亲眼看到一场革命的这个国家，这一革命不但解放了中国人民，而且继续成为全世界世世代代的希望的灯塔。”

斯诺安息在太平洋两岸的土地上了。诚如廖承志所言：他的一生是中美人民诚挚友谊的见证。同时，他还是中国人民挣脱重重枷锁、赢得自由解放的见证人。不仅如此，他还直接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同中国革命领导人毛泽东等的深厚友谊一直被世人所称道。

人们赞誉斯诺为“最了解中国和毛泽东的美国人”。他是当之无愧的。

自1936年夏斯诺进入陕北苏区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始，他们一生共有五次相见和分离。而每一次会面，恰好都在中国历史的紧要关头，其结果都不同程度地影响了中国与世界。

1936年7月，中国全面抗战爆发的前夜，日本帝国主义先后发动了侵占中国的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华北事变。东北沦亡、热河失守、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

毛泽东领导的红军，此时也正处于一个艰难时期。两万五千里长途跋涉的征尘未洗，又面临着蒋介石驱使下的各路大军的封锁“围剿”。如何站稳脚跟粉碎国民党的重重包围，如何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全民族的抗战，是当时毛泽东千思百虑的问题。为此，他做了种种努力。

毛泽东率领红军，接连粉碎了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几次“围剿”，力求保住仅存的一块红色根据地。

毛泽东亲率东征军渡河赴山西，想闯开一条去华北抗日前线的通道，结果遇阻；毛泽东指挥西征军攻打宁夏、甘肃，想打通一条通往苏联的“国际线”，结果受挫。

毛泽东和周恩来几经努力，建立了同东北军张学良、西北军杨虎城的统一战线，结成了所谓“三位一体”的大西北防御体系，但是在张、杨军队的外围还有数十万蒋介石嫡系部队的包围。西北的统一战线，对于暂时缓和苏区受敌步步进犯的危险尚可，若想进一步推动全国抗战却很难。

毛泽东为了民族大义，一再调整政策，呼吁蒋介石、国民党方面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但蒋介石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立场，几无反应。

毛泽东昼夜疾书，信使四出，广交各路地方实力派，也收效甚微。

如何戳穿国民党顽固派多年来所谓“赤匪”、“封建割据”、“影响集中国力抗战”的诬蔑？如何将中国共产党号召全民族抗战的一片赤诚，宣之于国人，告之于世界？毛泽东想，这需要一个可以信赖的外国人来记下和发表事实的真相。而这时，急于探寻中国苏区奥秘的斯诺便成了这一使命的承担者。

斯诺不负众望，他成功地进行了4个月的探险旅行，并写下不朽之作《红星照耀中国》（《中译本为《西行漫记》）。《西行漫记》就像焰火一样，腾空而起，划破了苍茫的暮色，向全世界宣告了中国共产党所从事的事业，使不了解中国的人大惊：“原来还另外有一个中国啊”！

1939年9月，斯诺再访毛泽东。

毛泽东对斯诺和路易·艾黎发起的“工合”运动，表示感谢和支持。后来，“工合”事业对于敌后抗日根据地能够持久抗战创造了雄厚的物质条件。

毛泽东针对那种关于国共合作共产党丧失其独立性的谰言及其在国内外进步人士中造成的混乱，通过斯诺郑重宣告：共产党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就是一个独立的政党，从来也没有过一天、半天、一小时或者一分钟放弃过它的独立性，从来也没有向什么个人或什么集团或什么党派屈服过。要共产党屈服，这大概是比上天还要困难些吧！

毛泽东向斯诺具体阐述了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中国共产党的内外政策，再次论证了中国人民争取抗战胜利的道路和抗战必胜的前途。

毛泽东精辟地分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的国际形势，揭露了张伯伦之流反苏、反共、反世界人民及对德、日法西斯妥协、搞“绥靖政策”的阴谋。特别是他预见到日本的下一步战略是灭亡中国与进攻南洋，而不是北进欧洲……

毛泽东的这些谈话，由斯诺写成多篇报道，迅速在中国各地传播，一扫汪精卫集团叛国后留给全国人民心头的阴霾，坚定了中国人民抗战必胜的信念，鼓舞着更多的人投入抗日战争的洪流；毛泽东的话，通过斯诺传递到友好国家和友好人士那里，甚至影响了美国总统罗斯福，对国际反法西斯战线的形成产生了影响。

时隔20年之后，1960年斯诺排除了美国当局设置的重重障碍，应邀来到已经“换了人间”的新中国。

但是，这时新中国所面临的国内外形势，和斯诺1936年作为外国人第一次踏入苏区时所面临的形势，非常近似。

美国政府封锁中国；当年依为盟友的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撕破脸皮，以撤走专家、逼还债务压迫中国；蒋介石集团叫嚣反攻大陆，多次派遣小股武装骚扰东南沿海地区；印度则在中印边界不断挑起事端……

在国内，毛泽东倡导的“大跃进”受到了严重的挫折，偏偏又遇上了少见的自然灾害……1959年4月，毛泽东为集中精力思考和研究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辞去了国家主席职务。西方报纸和电台对此议论纷纷，风传中共内部出现了激烈的权力之争。在这种情况下，新中国的国际声望委实不佳。更由于帝国主义的封锁和我们自己政治透明度不够，新中国的真相外界无法可知。

这时候，斯诺来了。作为在旧中国生活过13年的见证人，作为在战争年代即与中国共产党共患难的朋友，作为来自敌对国家具有独立立场的新闻记者，特别是世所共知他与毛泽东等中共最高领导有着非同寻常的友谊，他是新中国情况最权威的发言人。

斯诺从1960年6月28日到11月15日，在中国游历了四个多月，为了使自己的见解不受任何因素左右，他坚持自费访问观光。毛泽东在阔别21年后再次接见了斯诺。他们畅谈了约9个小时，“谈到了这些年来发生的事——也谈到了还没有发生的一些事。”归来之后，斯诺不掩过，不饰非，写了一本可以与《西行漫记》齐名的《大河彼岸》，再次轰动了世界。新中国再次成为世界瞩目之地。

1964年10月18日至1965年1月19日，斯诺作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再次访问中国。毛泽东和几十年前一样，在自己的住所会见了斯诺。毛泽东在谈话结束时称他们的这次晤谈是“山南海北”、“海阔天空”。他破例允许斯诺将他的谈话内容拿去发表，并让新闻电影制片厂的摄影记者为他们的谈话拍摄了纪录影片。《人民日报》立即报道了他们的这次会面。

熟知毛泽东脾性的斯诺，机敏地意识到毛泽东的谈话“绝不仅仅是重叙旧谊”，谈话的内容也不单纯是“海阔天空式的漫谈”。

毛泽东讲了赫鲁晓夫下台后的中苏关系。

毛泽东谈了美国干涉越南后的局势及中国的立场。

毛泽东提出了“第三世界问题”。

毛泽东论原子弹与生命的永恒。

毛泽东话说联合国。

毛泽东特别阐述了中美关系。他预言：历史的各种力量最后也必然会把两国人民再带到一起来；这个日子一定会到来。

斯诺向世界发布了这次访问的消息，引起了各界的猜测和分析，唯独美国的各大报纸拒绝登载斯诺与毛泽东的这篇谈话。

1970年8月14日至1971年2月，斯诺最后一次访问中国，这次他与夫人同行。他们是自中国发生“文化大革命”以来，被邀请来华的头两位美国人。

1969年珍宝岛事件后，中苏关系进一步恶化，与此同时苏美在欧洲的对抗也趋于紧张，而第三世界的力量正在蓬勃发展。国际局势的变化，导致了中美关系的微妙变化。

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公开接见了斯诺，随后中国报刊大张旗鼓地予以报道。周恩来告诉斯诺，中国的大门是敞开着的。毛泽东则以他特有的方式告诉斯诺，欢迎美国的左、中、右三方面的人士访华，中美间的问题需要同尼克松谈，尼克松无论以个人还是以总统的名义来华，我们都接待。

斯诺懂了，他再次承担了红色福音传播者的使命。这次美国的反映颇为积极、迅速。不久，尼克松终于来华了。

斯诺与毛泽东的五次会晤的确极具传奇色彩，他在中国的经历也极不平凡。他是第一个到苏区、揭开中国苏区之谜的外国记者；他又是第一位重访新中国的美国人t他还是尼克松访华前唯一能数次往返中国、采访新中国最高层独家新闻的人；他写的《毛泽东传》（即《一个共产党员的自传》）是世界上最早的《毛泽东传》，而且至今仍是后人研究毛泽东必不可少的第一手资料。

斯诺有幸结识了毛泽东这样一位朋友，毛泽东也为有斯诺这样的外国友人而欣慰。

毛泽东一生中结识的外国朋友何止千百，但有谁得到过毛泽东对斯诺那样的友谊和信任？认识毛泽东、和毛泽东一起战斗过的人就更多了，可是又有谁能比斯诺更准确、更传神地描绘过毛泽东呢？

斯诺可谓是毛泽东的海外知己，但他们相识之前走过的人生道路却是完全不同的。

从年龄上看，毛泽东长斯诺13岁，他们是两代人；从国度上讲，他们分处于太平洋两岸的两个历史和文化大相径庭的国家；而在世界观上，毛泽东从青年时期起就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了，斯诺直至逝世还是一个民主主义者；在个人经历上，当小埃德把精力用于组织一个叫做“风铃草爵士乐队”的时候，毛泽东已经是五四时期最著名的青年团体“新民学会”的组织骨干了。当少年埃德和两个伙伴驱车去加利福尼亚海岸游历的时候，毛泽东则正乘江轮去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的第~次全国代表大会。当斯诺入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潜心学习的时候，毛泽东已身为国民党中央代理宣传部长，正主办遐迩闻名的《政治周报》。当24岁的斯诺初次踏上中国土地时，毛泽东已成了令蒋介石头疼的著名“赤匪”了……

是什么促使他们一见倾心，结下了毕生的友谊呢？斯诺自己解释：这大概是我的出生地密苏里州和毛泽东的出生地都处于自己国家的中部，经纬度比较接近吧。这当然是斯诺的幽默。真正促使他们相见相知的原因，正是我们在下文要逐步谈到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