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从广义上来说，翻译是一种受社会、政治和文化等多种因素影响的复杂活动。翻译并不仅仅是从原作到译作的简单的复制过程，而要不可避免地涉及选择、重建、增减等活动，甚至是各种权力的“角力”场所。相应地，由于其本身的跨学科性质，翻译研究也与社会学、政治学、文化、文学、心理学和历史学等学科紧密联系，而且翻译研究与这些学科的联系在增加相关研究的多样性的同时，也加深了其研究的深度。

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翻译活动主要受到意识形态、文化等多方面因素的限制，这些因素从政治、经济、社会地位等方面来限制和引导译者的翻译行为，译者往往要对原作进行一定程度上的改写，从而使译文符合其所处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以求让更多的读者接受译文。甚至当语言与意识形态发生矛盾时，往往是语言做出让步。

正是以此为出发点，本书试图以中国的翻译政策为研究案例，以描述性为主的研究方法梳理中国现当代翻译政策，并考察其演变过程及对翻译活动的影响。将翻译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放置于整个社会文化系统的大环境中，分析与评价其历史发展轨迹，研究不同历史时期翻译政策的变迁和产生的不同影响，探讨中国翻译政策发展的特点与得失，以及具体翻译政策及其制定的背景、目的、实施效果等。不仅关注文本转换过程的内部研究，而且更加关注翻译的外部研究，强调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因素对翻译活动的影响。作为一种开拓性的尝试，本书的研究跳出了翻译的微观环境和操作层面，突显了翻译在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所受到的政策影响。

将翻译政策这一概念引入翻译研究领域，可以帮助我们更加清晰地了解翻译的本质和功能、翻译活动的主体、文化历史的演变乃至我们生活的世界。本书从全新的理论视角，提出翻译政策研究应重新纳入翻译研究学科中的理论研究范畴，为其重新定义，确立其在学科中的位置，并规划未来研究发展的方向，希望能为本学科开启一个新的研究窗口，为进一步的深入研究提供一定学术背景，并借此提升翻译政策这一边缘课题在翻译研究学科中的地位。

就实践价值而言，作为围绕翻译政策在翻译研究中的定位及其影响翻译活动的各个方面开展的初步系统研究，本书通过分析和评价我国翻译政策的历史发展轨迹，总结经验和教训，并针对我国未来的翻译政策制定提出可行性建议，为决策者提供参考，使翻译工作更加有利于我国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

翻译政策一直都有形或无形地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翻译活动，然而翻译研究领域中翻译政策的学术研究却并不充分。虽然翻译界学者已经逐渐意识到翻译政策研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但是翻译政策研究至今仍处于翻译研究学科中的边缘位置，目前有关翻译政策的宏观和微观研究数量不多，深度和广度也尚待加强。本书也仅是针对翻译政策研究中所涉及的一些问题发表了个人的看法，还有诸多问题尚待翻译界学者的进一步探究。

本书从构思到成文，并最终得以出版，需要感谢很多人的支持和帮助。

我2008年毕业于复旦大学，获得博士学位，英文撰写的博士毕业论文于2009年8月由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书名为A Study on Translation Policies in China since

1919（《1919年以来的中国翻译政策研究》）。2009年11月，经过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和思考，申请到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开始了关于翻译政策的更加深入和全面的研究。因此，在本书付梓之际，首先要感谢我的导师，复旦大学何刚强教授。多年来，何老师一直对我的研究十分关心，他的真知灼见体现于本书的每个主要论点，他严谨的治学态度为我树立了学习的榜样。

感谢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翻译研究中心的Mona Baker教授，2010—2011年我在曼大访学期间，Baker教授曾就此研究课题跟我进行过数次深入的讨论，并提出了富有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

感谢解放军外国语学院的许宏副教授和复旦大学的陶友兰副教授。感谢她们为我的研究提供资料并提出宝贵建议，尤其要感谢她们在我的写作遇到“瓶颈”时对我的鼓励和支持。

感谢中国海洋大学的曹培会同学和吴菲菲同学。她们为本书的资料整理和数据统计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编辑们为本书的编辑出版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她们的细心与敬业精神令我感动。

不过，限于作者的学识和水平，笔下疏漏在所难免，所有不当均由本人负责。本书所论，仅是围绕翻译政策研究所作的初步探索和尝试，还有大量艰苦的研究工作有待深入完成。因此，期待着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的批评指正。

本书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09YJC740071）的最终成果，并得到中国海洋大学“985工程”海洋发展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建设经费资助。

滕梅

2013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