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必然选择

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登上历史舞台是中国近代政治发展的自然而又必然的选择。

巨变的到来和补天派的睁眼看世界

自远古至近代，生活在地球上不同地区的人们总是按照自己的历史逻辑生存和发展--尽管他们的文明程度在某个阶段或高或低，彼此并无太多的牵涉。然而，17世纪40年代，英国爆发了资产阶级的政治革命，经过近半个世纪的斗争，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诞生了。18世纪末，它又率先进行了工业革命，直至19世纪中期基本上实现了机器工业取代手工工业，工厂制代替工场制，成为“世界工厂”，取得了世界工业的垄断地位，并以此为基础，夺得了商业和海上的霸权。马克思、恩格斯曾经用形象生动的笔墨，简洁明了地描述了资产阶级发展过程及其本性：现代资产阶级本身是一个长期发展过程的产物，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一系列变革的产物。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

1767年前，中英之间进行着一般的商品贸易。英国对华输出纺织等机制品，中国对英主要输出茶、丝等农产品。但中国自然经济的抵抗使英国商品销路一直不畅，英商连连亏损。于是，一些英国不法商人和鸦片贩子建议东印度公司向中国倾销鸦片贸易以弥补一般贸易的亏损。鸦片贸易的暴利很快使中英贸易局面逆转，中国每年外流白银600万两，致使国内银贵钱贱，财政枯竭，国库空虚。非但如是，社会风气由此败坏，民众身心健康遭受损害。清道光皇帝承位后，13年中8次颁布禁令。1838年年底，他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赴广东禁烟。林则徐在调查的基础上，采取严厉措施，收缴英国商人鸦片并公开销毁。英国人将此看成侵犯私人财产，觉得不可容忍，鸦片战争由是爆发。由于清廷和战不定，决策多变，将帅指挥不当，战法呆板，武器装备落后，终为英军所败。1842年8月底，中英缔结《南京条约》，清廷被迫接受割地、赔款、开放通商口岸、双方商人自由贸易、关税双方商定等条款。自此，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整个社会面临亘古巨变。

在巨变面前，首先觉醒起来的是地主阶级改革派，代表人物有龚自珍、林则徐、魏源。面对日益腐坏的朝政，他们或猛烈抨击批判，或竭力补漏纠偏；对英国人的侵略行径，他们或思谋对策，或组织抗击。正是在批判现实、反对侵略的过程中，他们逐渐对现存制度产生怀疑，对外部世界重新打量。龚自珍对封建土地兼并制度、君主独裁政治、专制文化政策造成的社会恶果，进行了大胆的揭露、无情的鞭挞。尽管他的政治理想只是通过些许的改良达到政治清明的局面，但是他开启了清朝一代的风气，激励读书人从故纸堆中解脱出来，关注研究、揭示社会问题。林则徐身居要津，在反侵略斗争中，为了知晓敌情，他率先打破几千年的封建蒙昧状态，组织翻译了《世界地理大全》（《四洲志》），译编《澳门月报》、《华事夷言》，客观介绍西方国家状况，成为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1841年林则徐被朝廷革职，充军去新疆途中，在镇江遇见魏源，将《四洲志》交给了魏源。1849年，在《四洲志》的基础上，魏源编辑了100卷《海国图志》，叙述了世界各国的历史沿革、风土人情，乃至政治制度、生产状态、文物教化等。这本书使知识界大开眼界。在此书中，魏源还提出了学习西方技术与抵御外敌相结合的方略，著名的“师夷长技以制夷”观点集中反映了他的这一构想。这一方略既正视了西强我弱的客观现实，冲破了天朝帝国的迷幻，又展现了中华民族千古以来的自尊自信。正是这种自尊自信，一个半世纪以来，一直激励着一代代中国人为民族的振兴、复兴，生生不息，努力奋斗。

尽管上述思想一度激发起一批有识之士关注中国边疆，关注世界地理，甚至魏源的《海国图志》对日本维新变革还产生过启蒙作用。但是，在晚清的官场，在整个知识界，这些只能是沉沉黑夜中的几颗流星，没有多少人能从鸦片战争中惊醒。不论是林则徐这样的有为重臣，还是龚自珍这样的思想巨子，抑或是魏源这样的先知先觉，整个地主阶级改革派均无法挽救走向衰败的清王朝的命运。在此后的十多年里，海疆无战事，上层社会依旧歌舞升平，纸醉金迷；下层百姓依然衣衫褴褛，奔走乞命，上上下下几乎都一如既往地生存和生活着。清王朝本身难以摆脱中国历代专制王朝的兴衰宿命，经过鸦片战争，衰败的速度不幸又加快了。

农民革命的回荡悲歌

鸦片战争后，鸦片的输入量十年增长了20%；洋布洋纱不断涌来，土布土纱销量渐减；沿海和内地若干手工业品的销路因外国商品的到来而阻塞，大批手工业者和农民陷入破产的境地。此外，土地兼并现象更为严重，阶级矛盾愈益激化，10年间大小农民起义达百余次。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就是在这种背景下爆发的。

太平天国运动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与以往的农民起义相比，这次起义具有不同的特点：其一，利用基督教来发动和组织群众。通过传教的方式发动农民起义，在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但运用外来宗教召唤大众并不多见。洪秀全借助基督教的基本教义，将上帝打扮成农民利益的代表，而人间的皇帝则是妖王魔头；他自封为上帝的次子，受派到人间除妖；世间人人平等，都是上帝的子女，没有等级贵贱之分。这些主张对于消除农民精神上的宗法家族制度束缚具有积极的作用。其二，提出了完整的土地和建国纲领。历代农民起义均以某一时期农民的利益诉求作为行动口号和斗争纲领，但往往缺少战略考虑和实施可能。太平天国运动则不同，它提出了完整的建设纲领--《天朝天亩制度》。在经济方面，它废除土地私有制，实行土地和财物国有制，并将土地平分给农民；它实行圣库制度，力图实行平均主义分配政策，建设一个“处处平均、人人饱暖”的地上天国。在社会方面，它通过“两司马”这一农村公社形式和守土乡官制，将农民的生产和生活活动以军事和半军事化的方式组织起来。此外，它为保证官员队伍的质量，试行保举、升贬制度。其三，由于起义的领袖们多来自与西洋接触较早的两广地区，他们并没有盲目排外，更没有奴颜婢膝，而是强调国家之间的独立价值，共同信仰基础上的平等人格，互利基础上的正常贸易，抵制外国侵略者的威逼利诱，反映了农民起义者的民族气节。

太平天国后期洪仁玕的《资政新篇》为这次农民起义的意义添加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这篇著作尽管在政治上主张加强中央集权，但在措施上提出兴办邮政事业和新闻事业，进行政治监督，沟通上下信息，密切君民关系；重视法制建设，教法并行，恩威并济。在经济上，该书主张建设和发展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工业产业、交通运输业和公共福利事业；奖励私人资本，鼓励资本积累。此外，该书还以西方国家为参照蓝本，主张移风易俗，学习近代科技知识，传播基督教等。

尽管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历时14年，革命势力发展到18个省，先后攻占600多个城镇，打击了清朝封建统治和外国侵略势力，但是和历代农民起义一样，还是以失败而告终。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一，太平天国的造反说教披着宗教的外衣，初期确实有效。但当起义队伍发展至长江流域时，信这一改造过了的洋教的人很少，其影响力逐渐下降。到了南京后，消极影响渐增，破坏作用日显。东王挑战天王时，就利用了这一宗教形式，以上帝长子自称，压制天王。其二，农民领袖和起义军无法摆脱中国小农的自私、狭隘、短视、自满、腐化等局限，一旦取得阶段性胜利，领袖之间争权夺利、内讧闹剧就会发生，严重削弱了起义军的力量。其三，天朝田亩制度要实行的是绝对的平均主义，在小农经济基础上，在落后的技术条件下，这只是一种梦想而已。其四，将社会组织军事化，并在建都后废除商业、贸易，实行男、女禁欲主义，则违反了社会规律和人伦本性，而统治集团的纵欲主义更是对拜上帝教人人皆兄弟姐妹、平等相处的辛辣讽刺。其五，《资政新篇》表现出农民阶级力图用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的设想，这自然是历史的进步。但是，它没有触及农民最切身的问题--土地需求，因此这种资本主义的图景也只是一种空想而已。总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失败表明农民斗争无法挽救近代中国积弱积贫、走向败落的命运。

洋务官僚粉饰裱糊的徒劳

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是在中外反动势力联合镇压下失败的。18世纪50年代中期后，英国、美国、法国为扩大在华权益向清政府提出修约要求，遭到拒绝。1856年10月，英国借“亚罗号事件”挑起事端，攻进广州城。第二年，法国借广西发生的“马神甫事件”，准备出兵中国。12月，英法联军攻陷广州。1858年6月，北上的英法联军炮轰大沽口，攻陷天津，迫使清政府分别与俄、英、法、美签订《天津条约》。但英、法政府远不满足从《天津条约》攫取的种种特权，蓄意利用换约之机再次挑起战争。1860年2月，英法联军在进攻大沽口失败后，扩大侵华战争，9月攻进北京城，火烧圆明园，迫使清政府签订《北京条约》。这期间，沙俄乘机迫使清政府签订中俄《瑷珲条约》。这一系列战端和冲突，统称为“第二次鸦片战争”。这次战争，中国丧失了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外国侵略势力扩张到沿海各省，并伸向内地，经济侵略势力扩张到内地；鸦片贸易合法化、允许外国人前往内地传教、华工出国更加激化了中国的社会矛盾；外国公使驻京加强了对清政府的影响和控制；战争赔款1670万两百银。战争结束后，1861年1月，清政府设总理衙门主管外交事务、派出驻外国使节，并兼管通商、海防、关税、路矿、邮电、军工、同文馆、派遣留学生等事务。1862年1月，清政府对太平天国事件确立了“借师助剿”的方针，引用外国军队来帮助其镇压内乱。第二次鸦片战争使中国在半殖民地道路上陷得更深了。

在与西方侵略者打交道的过程中，尤其是在中外合剿农民起义军的军事行动中，清廷内部出现了顽固派（清流派）和洋务派两个官僚集团。尽管在维护王朝统治方面他们的立场一致，但在对待西方的态度上却存在差别。前者拒绝一切外来事物，后者认为西方有其所长，尤在坚船利炮，可以学习借鉴。洋务派对内的口号是“自强”--“练兵为要”，创办近代军事工业，改革军制；“求富”--“裕商为本”，创办民用工业。在外交问题上，洋务派竭力主张维持“和局”，遇事力主妥协。在指导思想方面，他们的主张概括为“中体西用”，即在维护君主专制制度及其意识形态的前提下，学习和运用西方的机器制造和科技知识、国际公法知识、现代商务（主要是对外贸易）知识。

洋务运动前后坚持了30余年，创办了一些近代工商业企业，如安庆军械所、江南制造总局、福州船政局、汉阳铁厂、轮船招商局等，还创办了同文馆，培养了一批外文和外交人才，翻译了一批西方数理化和文史等方面的书籍。然而中日甲午战争，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标志着洋务运动彻底失败。

洋务运动失败的原因，除了时人对洋务知之甚少，多被愚昧迷信和封建礼教束缚，顽固派每每掣肘使之难施拳脚外，最重要的是洋务派自身的阶级局限性，决定了只能用封建衙门和官僚式的体制来经营近代企业，他们既是企业的创建者又是破坏者。洋务运动的最终结果进一步说明，在不触动君主专制制度下的地主阶级“器物”层面的“中兴”努力是徒劳的。

维新派制度革新的破产

在洋务运动兴办过程中，在外国资本主义经济模式的刺激下，一批官僚、地主、商人、买办开始投资近代工业，中国的民族工业和民族资产阶级由此诞生。近代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同中国封建势力和外国资本力量有着既依附又矛盾的关系，反映在政治上表现出斗争性和软弱性的特点。与洋务派几近同时代的早期改良派代表了他们的愿望。早期改良派都抱有强烈的爱国热情，对外国的侵略罪行极为愤慨，但认为罪不在人而在己，只要中国能学习西方，自立自强，外侮自销，“始则师而法之，继则比而齐之，终则驾而上之”。爱国反侵略，是他们与洋务派的区别；学西方而自强，是他们与顽固派的分界。他们学西方的范围较广，在经济上，改革税制、废除厘金；商民自办企业，取消“官督”；提高商人的地位，尊崇私人利益。在政治上，必须改良官僚制和科举制，重构君-臣-民关系。他们还介绍西方的议会制度、三权分立情况，乃至一些国家的政党活动，有人还积极鼓吹君主立宪制度，提出君民共主思想。他们的这些思想对后来改良派进行政治活动和理论创造具有启发作用。

1894年至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以中国战败告终，双方签订《马关条约》，主要内容包括：中国放弃朝鲜宗主国地位；割让台湾岛及所有附属岛屿、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给日本；中国赔偿日本军费2亿两白银；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日本轮船可以沿内河驶入以上各口岸；允许日本人在中国通商口岸设立领事馆和工厂及输入各种机器，等等。这是《北京条约》之后侵略者强加给中国的又一不平等条约，它不但让日本获取了巨大的侵略之利，而且容许帝国主义国家向中国资本输入，中华民族的生存危机空前严重。国人在战中、战后深受刺激，因为近邻日本自大化改新以来一直以中国为师，脱亚入欧才三四十年时间，居然迅速崛起，中国如不迅速进行“制度”层面革新，将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以康有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担当起了历史的重任。

1895年春，正在北京参加科考等待发榜的康有为、梁启超听闻中日《马关条约》签订后，联合赴京会试举人1300多人“上今上皇帝书”，提出“拒和、迁都、练兵、变法”等主张。被拒绝后，康氏在京开会，召集人员，于11月份成立强学会。同月，康氏南下成立上海强学会。强学会标榜“专为中国自强而立”，以通声气，聚图书，讲专门，成人才，成“圣教”。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前夕，孙中山曾经上书李鸿章阐述自己改革中国的主张，但遭到李氏拒绝。得知中日甲午战争清军迭遭败绩的消息后，身在檀香山的孙中山召集进步华侨，组成兴中会，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并很快进行暴力推翻清朝统治的斗争。强学会、兴中会的出现标志着近代中国人寻求民族救亡的探索进入新的阶段。强学会的成立，打破了清廷长期以来禁止布衣尤其是士子议政的律令，也突破了清雍正以来推行的“党禁”政策。尽管兴中会采用的是旧式会党形式，但是“创立合众政府”的主张，已非简单的王朝更替所能涵盖。

强学会遭解散后，康有为等人采用办报纸、学堂、学会等方式继续宣传变法。1897年11月，德国、法国、英国强占、强租、强借中国领土，全国人心激愤。康有为等人的活动也开始从理论宣传转到政治实践。12月，康有为第五次上书皇帝，陈述政情危急，变法迫切。1898年1月29日，康有为上《应诏统筹全局折》，4月，康有为、梁启超在北京发起成立保国会，为变法维新作了直接准备。在维新人士和帝党官员的积极推动下，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是诏》，宣布变法。经济上，设立农工商局、路矿总局，提倡开办实业；修筑铁路，开采矿藏；组织商会；改革财政。政治上，广开言路，允许士民上书言事；裁汰绿营，编练新军。文化上，废八股，兴西学；创办京师大学堂；设译书局，派留学生；奖励科学著作和发明。这些旨在学习西方科技文化、经营管理制度，发展资本主义，建立君主立宪政体，最终达到国家富强的革新政令，反映了维新派和帝党官僚的政治追求，但为顽固势力所不容，维新活动仅持续103天便告夭折。它的失败表明依靠开明君主，实现资本主义，建立类似英国、日本君主立宪政体的道路根本无法走通。

革命党人的血拼与失败

中日甲午战争后，西方传教士利用其在中国拥有的治外法权欺凌中国民众，引起越来越多的“教案”。与此同时，在北方传统经济、社会结构的解体过程中，民众惶惶不可终日，仇洋排外心理日盛。19世纪末，华北地区逐渐蔓延着民众自发的义和团活动。1900年，义和团开始被后党势力用来对抗洋人。6月，清政府向西方11国同时宣战，义和团积极参与。8月，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全城，清皇室仓皇逃跑，并出卖义和团，致使这场农民反对外来侵略的斗争失败。

1901年9月7日，清政府被迫与西方11国签订《辛丑条约》，中国赔款45亿两白银，本息共98亿两；北京东交民巷设立使馆区，由各国驻军把守，中国人一概不准在内居住；拆除大沽炮台和有碍北京至海通道的各炮台，天津周围20里内不得驻扎中国军队，列强可以在北京驻扎防守使馆的卫队，并在京榆铁路沿线包括山海关在内的12个要地驻扎军队；永远禁止中国人成立或参加仇外组织，各省官吏必须保护外国人的安全，惩办赞助过义和团的清朝官员；总理衙门改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前”，皇族亲贵担任外务大臣。这个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由是，一大批原来相信维新保皇的人们放弃了原来的主张，转向革命阵营。

兴中会成立后，孙中山开始了各种武装推翻清王朝的革命活动。1895年秋首次广州起义失败后，他被通缉，被迫流亡海外。但其后十年间，孙中山不改初志，到处传播革命思想，发展革命组织和革命队伍。1905年8月，孙中山在日本与华兴会、兴中会等革命团体联合，成立同盟会，颁布纲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成立大会上，孙中山宣告：抛弃君主制，择地球上最文明的政治法律来救我们中国，把中国建成一个20世纪头等的共和国。与会者以雷动掌声支持。同盟会成立后，先后发动了一系列武装反抗清政府的革命起义，均未成功。

为巩固政权，弥补巨额赤字，1901年到1905年期间，清政府连续颁布了一系列“新政”上谕，其中包括：筹措军饷，训练新兵；振兴商务，奖励实业；废除科举，育才兴学；改革官制，整顿吏治。这些举措对于民族经济的快速发展、民族资产阶级甚至无产阶级队伍的壮大，对于近代科技文化知识和进步思想的传播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这些举措同样增加了人民的负担，造就了北洋军阀集团，加剧了列强的经济侵略，强化了落后的国家机器。1904至1905年期间，日本和俄国为了侵占中国东北和朝鲜，在中国东北进行战争，结果以沙俄失败告终。这一结果，再次表明君主立宪制优越于君主专制制度。在海内外舆论压力下，清政府为保持统治地位，消除内忧外患，决定行宪。1906年9月，清廷宣布预备立宪。1908年8月，又宣布预备立宪以9年为限，同时颁布《钦定宪法大纲》23条，其中关于“君上大权”有14条，皇帝专权、人民无权成其最大特征。1911年5月，清政府公布内阁官制，13名国务大臣中，满族8名，其中皇族又占5人，被世人讥讽为“皇族内阁”，这使曾经对此寄予厚望的康梁等人及国内立宪派人物失望之至。历史再次表明，在近代中国，依靠腐朽的封建王朝自身革新，建立半地主阶级和半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国家，从而达到民族振兴富强，只是软弱的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及其思想者的一厢情愿而已。

随着清廷立宪虚伪性的日渐暴露，革命浪潮逐步高涨。1911年春，同盟会发动的黄花岗起义失败后，革命党人把目光转向长江流域两湖地区。10月10日，成功地发动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武昌起义。在此后的两个月内，全国14个省市宣布独立。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宣告成立。辛亥革命给封建专制制度以致命的一击。它不但推翻了腐败屈辱的清王朝，更重要的是，它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起资产阶级共和国。自此之后，民权思想逐步深入人心，凡想复辟封建专制制度，或变相实行封建专制制度者，必为历史和人民所唾弃。辛亥革命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势力。自此以后，列强再也找不到能够控制全局的统治工具，再也无力在中国建立比较稳定的统治秩序，近代民族主义成为人民革命的旗帜之一。辛亥革命还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民国建立以后，民生主义成为政治家和政府关注的重要问题。国内实业集团纷纷成立，开工厂、设银行成为风气。民族资本主义的经济力量迅速增长，无产阶级队伍也迅速壮大。

历史的结果是各种力量综合作用的结局。在辛亥革命之前，中国国内阶级结构复杂，主要政治力量有代表封建地主阶级利益的清王室和北洋军阀集团，有代表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利益的立宪派，有反映民族资产阶级中下层和小资产阶级利益的革命派。中华民国的诞生既反映了各种政治力量的愿望，又与其初衷相违：对于清政府，专制政权本身与民国性质相异，以其他国家（如法国）为例，王室成员可能多会死于非命，但清政府却获得了由民国政府供养、保护起来的优厚待遇；北洋军阀集团本想取而代之，但慑于革命风暴，未敢直接行事；推崇君主立宪制的立宪派虽然失去了君主，但得到了他们想要的立宪政治--选举、议会、政党、制宪，等等；革命党人虽然没有取得同盟会初期革命成果独享的结果，但专制政府被推翻了，民国实实在在地宣告成立了，革命领袖在民国初期也真心地接受了现实，认为民族、民权革命已经结束，力以民生主义为中心任务。然而，无论是立宪派还是革命党都没有想到，在他们互相争斗的时候，北洋军阀集团玩他们于掌股之中：刺杀宋教仁搅乱选举，镇压“二次革命”取缔国民党，涣散和取消国会，最后取消民国国号，实现帝制。辛亥革命的成就被彻底葬送了，中国随后进入长达12年军阀混战的政治黑暗年代。这一切标志着软弱的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组织从“制度”层面挽救民族理想的破灭。

伦理革命的尴尬

帝制复辟不只是制度的颠覆，军阀混战不只是强人坐大，而且伴之以封建专制理论的喧嚣、迷信的盛行。作为辛亥革命、民国创建亲历者的陈独秀等人以欧洲近代文明发展为据，认为仅仅靠移植西方政治法律制度难以拯救灾难的中华民族。要从根本上改造中国，必须首先来一场类似西方文艺复兴和法国启蒙运动的思想文化革命，对国人进行思想启蒙，达到文化觉醒。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在文化思想领域，高扬民主和科学旗帜，向中国传统的、以儒学为主体的封建思想、道德、文化宣战。一年后，杂志更名为《新青年》，寄望中国青年站在时代的前列，从思想上、精神上与过去划清界限。1917年1月，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长，提出“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延揽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到北大任教，《新青年》由沪入京，以其编辑部为核心的北大新文化阵营形成，新文化运动迅速发展。新文化运动，倡导“民主”，一方面主张个性解放，人格独立，个体自由权利，另一方面宣扬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制度；倡导“科学”，一方面传播科学思想、精神、方法，反对迷信和无知，另一方面宣传具体的科学技术和知识。文学革命是新文化运动初期的一项重要内容。陈独秀提出“文学革命”的主张，用民主主义新文学反对封建主义的旧文学，把文学革新和政治革命有机地结合在了一起。新文化运动对中国封建传统文化形成了猛烈冲击，在全国知识界，尤其在知识青年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响，使他们普遍经受了一次西方民主和科学的思想洗礼，全社会很快形成了生机勃勃的思想解放的风气。不过，新文化运动本身的缺陷也是十分明显的：它提出以新的思想和文化冲击传统思想文化落后保守的一面是正确的，但并没有把这个问题放在整个社会发展的视野下考察，以偏概全；将西方近代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对立起来，简单、片面地否定和肯定一切，全盘西化迹象明显。

就在中国的新文化运动方兴未艾之时，整个世界正发生着急剧的变化。1914年8月起，一场以欧洲为主战场并波及全世界的世界大战发生了。在这场持续四年之久的战争中，近代文明的发源地--欧洲的工业生产水平至少倒退了八年，英国被削弱，沙皇俄国、德意志帝国、奥匈帝国、奥斯曼土耳其覆灭。战争的空前残酷、民众生活的极度痛苦，以及人们精神的空虚和道德的颓废，使一大批立志救国救民的先进分子陷入无限的痛苦之中：吸引了几代中国人的西方文明光环黯然失色，对近代西方文明的景仰在他们心中开始动摇。

北方吹来十月的风

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消息传到作为战胜国的中国，人们欣喜若狂，连日举行游行，沉浸在“公理战胜强权”的兴奋当中。不少北京学校的学生还跑到美国使馆高呼“威尔逊大总统万岁”。1919年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在巴黎召开“和平会议”（即巴黎和会）。作为“战胜国”的中国代表团向和会提出了几项合情合理的要求。但是，操纵巴黎和会的列强拒绝中国的正义要求，原先德国在山东强占的领土、铁路、矿山及其他一切特权，都归日本继承。消息传到国内，群情激愤。北大学生决定于5月4日举行学界大游行。从此日起，北京大中专学校学生冲破军警的层层阻挠，走上街头游行示威，演讲宣传，倡导抵制日货，组织义勇军。正当北京的学生斗争如火如荼之际，上海工人从6月5日起自行举行罢工，而且推动了全国工人罢工风潮的兴起。中国的无产阶级开始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工人阶级在斗争中发挥的主力军作用，以及他们特有的组织性和斗争的坚定性，都使中国的先进分子，尤其是先进的知识分子，认识到了工人阶级的历史作用和强大力量，在“劳工神圣”口号的感召下，自觉地走上了与劳动者相结合的道路。

与列强的卑鄙行径相比，1919年7月25日，苏俄政府发表《第一次对华宣言》，宣布废除帝俄政府通过侵略等卑劣手段从中国攫取的一切权益。1920年9月27日，它又发表《第二次对华宣言》，除了重申《第一次对华宣言》的主要内容外，还建议两国恢复外交关系和缔结友好条约。这种强烈的对比，使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苏俄政权的性质及其创建理论和价值目标。其实，在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发表前夕，李大钊就开始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并主张学习十月革命。他认为，十月革命预示着社会主义革命时代的到来，是世界的新文明的新曙光。在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的推动下，五四运动之后，新文化运动的性质发生了变化，逐渐成为以传播马克思主义为中心的思想运动。

经历了五四运动的洗礼，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特别是经过一段“与劳工为伍”的实践锤炼之后，一批先进分子相继从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这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准备了干部条件。在他们的努力下，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诞生了，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中国革命的面貌自此焕然一新。

综上所述，鸦片战争之后，中国逐步从传统农业国家向近代国家转变，近代工商业的兴起，使得中国传统的阶级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传统的地主阶级、农民阶级依然存在，且人数始终占据很大比重。而资产阶级和工业无产阶级作为新兴的阶级先后诞生，且迅速成长，成为近代中国的社会革命力量。从近代中国的政治发展进程看，上述阶级所起的作用各不一样：

作为地主阶级和国外侵华势力政治总代表的清王朝和北洋军阀集团，也曾经试图通过学习西方物质甚至制度之长来弥补自己之短，诸如洋务运动、晚清新政甚或预备立宪等，但其最终目的是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地位，根本不敢触动封建专制主义权力之基的传统纲常礼教，甚至北洋军阀集团在专制王朝被推翻后还不遗余力地倡扬专制文化。因此，他们一直是近代中国革新的对象。不可否认，在鸦片战争前后，地主阶级内部曾经出现过改革派，但是他们的政治主张出发点其实也是为了维护专制王朝的统治，只是他们那些关心民生、改革弊政、了解西方、从天朝大国的迷梦中解脱出来的主张对后来的人们具有很强的启发意义，因而具有历史积极作用而已。

作为传统革命主要力量的农民阶级，在进入近代社会之后，他们的生活处境比过去更加困难。首先，传统的地主阶级的剥削压迫依然存在；其次，西方侵略者通过不平等条约从中国获取的巨额赔款等经费大部分必须由农民来承担；再次，剥削制度下的近代化过程又总是以牺牲乡村和小农利益为代价的。晚清和民初，农民造反、起义持续不断。影响大的依次是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和白郎起义，但后两者无论是纲领的明确、组织的严格、影响的深远，都无法与前者同日而语。然而太平天国运动的失败已经明确地表明了进入近代之后，传统意义上的农民起义对中国政治和社会发展的价值不能等同于古代，因为农民本身并不是近代化的代表和领导力量。

近代中国各主要阶级中，资产阶级的阶层分类和来源最为复杂，以与政权和外国资本关系的密切程度和财富的多寡为准，分为大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在政治立场上，按坚定性和彻底性排序，则次序相反。从时间先后看，最早的资产阶级改良派与地主阶级洋务派处同一时代，面对一样的问题，表达的志向却超越当权者们的意愿；而基于民族危机产生的维新派和革命党人则基本分别反映了当时诞生不久的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和下层及小资产阶级的诉求。在其后的风云变幻中，两派由于选择了不同的政治效仿模式，争夺一些共同的政治、物质资源而互相攻击、论战，尤其是在清廷宣称预备立宪之后达到高潮，最终的胜利结果当然属于革命派。不过，革命成功之后，帝制的复辟既说明了民族资产阶级整体的软弱性和动摇性，又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中下层及小资产阶级政治领袖的不成熟。而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则是革命党人继制度革命屡遭失败之后的反思，也是对近代中国人学习西方局限的补缺。但文明国家之间发生的世界大战及其惨景，以及列强操纵的巴黎和会对中国主权利益的践踏，击溃了近代先进分子们对西洋文明的憧憬追慕，不少人从欧风美雨中清醒了过来，把目光转向了北方近邻俄罗斯。

从以上各阶级的代表力量在近代中国政治舞台上的努力及结果看，五四运动爆发后，中国无产阶级及其代表--中国共产党成为这个舞台上的主角，实属于世界革命潮流的推动，实属于中国社会矛盾激化的结果，实属于80年来一代代有为的中国人为了民族富强振兴、人民自由幸福奋斗拼搏的自然而又必然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