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20世纪70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一系列的社会制度变革和社会结构的转型，为长久以来受困于农村的富余劳动力逐步进行自由转移提供了空间、资源和机遇。80年代初，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向城市转移，并开始形成我国特有的流动人口现象。到90年代，流动人口向城市转移已经替代乡镇企业成为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和农民职业流动的主要渠道。流动人口为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短短的20多年的时间里，用自己的付出推动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对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全面而深刻的影响。（参见周大鸣、秦红增：《城市农民工研究的回顾与反思》，载《广西右江民族师专学报》，2004（4）。）可以说，流动人口是我国经济社会转型的重要标志，是我国经济建设的主力军，也是推动我国经济和社会结构变革的重要力量。（参见李培林、李炜：《农民工在中国转型中的经济地位和社会态度》，载《社会学研究》，2007（3）。）研究显示，流动人口已经成为我国工业化发展的重要力量，在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从业人员中分别占58%和52%，在加工制造业和建筑业的从业人员中比例更高，分别占68%、80%。姜汝祥针对流动人口突破所有制结构与城乡结构大量转入非农产业这一现象，进一步认为流动人口对经济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产业升级”作用。（参见姜汝祥：《体制过渡时期流动人口对社会结构的影响》，载《管理世界》，1997（6），168-173页。）

现今在中国现代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中，由于户籍制度等体制安排的影响，大量的流动人口，尤其是农民工日趋“漂泊化”，成为“失根”（unrooted）的群体（参见陈映芳：《“农民工”：制度安排与身份认同》，载《社会学研究》，2005（3）。），引发的“认同危机”、“认同困境”现象不容忽视。农民工的社会认同和城市适应成为一个急需探讨的问题。中共中央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加强流动人口服务和管理，促进流动人口同当地居民和睦相处”的要求。因此，改善流动农民工的社会认同状况，促进其社会适应和融入已成为当前和谐社会建设的题中之义。

城市化也是农民工市民化的过程，农民工的最终走向是融入城市社会，转变为市民。这就要求政府决策部门在农民工的问题上做出一些政策上的调整，以加快其城市化、市民化进程。不仅在经济层面予以接纳，在社会层面，尤其在心理层面也要积极接纳。农民工只有在心理上适应、融入城市社会才能最终完成市民化的过程，这样对农民工社会认同问题的关注便有了现实的意义。

在我国经济发展和体制改革的进程中，北京作为首都，经济发展迅速，文化事业繁荣；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设施日趋完善，成为我国流动人口的主要流入地之一。北京市作为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在京津塘城市圈里占有重要地位。本书相关调研在北京市进行，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对北京市区的流动人口进行问卷调查及现场访谈。采用“北京市流动人口社会认同研究”问卷，调查北京市流动人口的相关状况。本书的分析所依据的资料来源于2008年在北京市进行的流动人口社会认同状况研究的调查。

在社会学研究方法上，历来存在两种传统，即，一种是强调客观、精确的因果分析的自然科学的研究范式；另外一种是注重直观和切身体验，强调对人和社会的主观理解和阐释的人文学科的研究范式。（参见袁方主编：《社会研究方法教程》，45-46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对于这种实证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之争，艾尔·巴比曾建议“把它们看做是两支不同的箭，各有其用，相互补充”（［美］艾尔·巴比：《社会研究方法》（上），邱泽奇译，69页，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因此，根据本研究的需要，课题组主要采用了混合研究的方法，即“定性--定量--定性”的方法。在收集资料的过程中，课题组先是查阅了大量文献，制订了一个初步的访谈提纲，对被调查者进行了个案访谈。然后根据访谈资料对调查问卷进行了修改，使问卷更加合理，更具有针对性，有助于提高问卷的信度和效度。先进行访谈，再进行问卷调查，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被调查者对社会认同的理解受到问卷的干扰和影响，从而影响访谈资料的真实性。问卷调查结束后，根据研究的需要，课题组又在后续调查中有针对性地做了一些访谈，以使本研究的资料更丰富、生动。

为了获得农民工日常生活中与社会认同有关的第一手的话语、故事和事件，课题组采用了面对面的深度访谈。考虑到农民工的流动性以及作息时间的特殊性，访谈对象无法通过抽样来获得。但为了使访谈具有较好的代表性，课题组成员在访谈过程中有意识地选择了不同籍贯、性别、年龄、职业的民工进行访谈。这些访谈对象集中在建筑业、批发零售业、住宿餐饮业以及保安、物业管理等行业。对建筑业民工的访谈大多是晚间休息的时间在其临时宿舍、工棚进行的，也有在提前约定的地点进行的。其他行业的被访者大都是按照提前约定的时间和地点进行的。整个访谈工作从7月到11月，一共对21个对象进行了访谈，并进行了访谈录音。平均每个访谈持续时间为一个半小时左右，整理访谈资料将近20万字。将访谈对象大致分为四类：（1）农村户口、未婚，目前只身一人在北京打工（9人）；（2）农村户口、已婚，目前只身一人在北京打工（5人）；（3）农村户口、已婚，目前全家（包括妻子、孩子）均在北京定居（5人）；（4）城镇户口、未婚，目前只身一人在北京打工（2人）（由于本研究考察的是农民工的社会认同，所以这部分人不是本章研究的重点。但该群体仍属于流动人口的一部分。因而对他们的研究，特别是考察他们眼中的农民工仍然是一个很有价值的视角。）。

为了更全面地描绘农民工社会认同的全景图式，课题组还专门进行了问卷调查。由于课题的研究对象是北京市的流动人口（课题组在讨论中将流动人口界定为“没有北京户口，在北京务工的人员”。应该说，这个定义是很宽泛的，涉及的人较多。考虑到这个问题，笔者在本研究中将农民工作为研究对象，因为农民工这一群体是流动人口的主体，并且其同质性较强，易于把握。），笔者将得到的数据进行了有效的甄别和筛选。以问卷中的A13（户口类型）为甄别问题，把选择农业户口的被调查者作为研究对象，亦即本研究中的“农民工”。

整个调查主要是在工地、农贸市场等场所进行的。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课题组无法进行概率抽样，而采取了配额抽样的方式。在抽样过程中，充分考虑了总体的性别构成、年龄构成以及地区和职业分布等因素，于2008年7月到11月对北京市流动人口进行了结构式问卷调查。问卷主要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关于被访者的个人基本信息和家庭背景情况；第二部分是关于个人工作、生活情况；第三部分是问卷的主体，即有关社会认同的问题。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700份，最终获得有效问卷630份，有效回收率90%。

基于研究主题的不同，本书分为上下两篇。上篇主要讲述占流动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工对城市生活的适应状况，分为四章。

第一章主要对城市适应研究的理论视角做一个综述，主要提炼出几种与农民工城市适应直接或间接相关的微观理论，即社会排斥理论、社会资本理论、社会距离理论和社会认同理论，试图在综述已有研究成果的同时，为以后的相关研究梳理出研究的方向。最后，提出了从文化差异的角度分析农民工城市适应问题的观点。

第二章以打字复印行业的“新化人现象”为例，分析了地缘群体的基本情况、形成的过程，以及外出经历、城市体验对群体成员的交往方式、行为方式、价值理念等产生的重要影响。通过地缘连带作用，新化人在打字复印行业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条。作为一种独特的劳务输出方式，新化县打字复印行业的发展大大推动了当地农村经济的发展。地缘关系在这里显示出强大的凝聚力，影响了农民工外出就业和地位获得的方式。但是，这一章并没有停留在对新化人现象的简单描述上，也并非单纯分析地缘关系的重要性，而是进一步分析城市适应和城市体验过程对农民工自身产生的影响，以及对地缘关系的走向产生的影响。最后提出对地缘关系的分析，既要置于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又要置于当前农民工流动的整个过程中。通过对新化人现象的分析，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农民工的行动逻辑和生存策略，对我们理解现代化、城市化过程中的人口流动现象，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借鉴作用。在这里，笔者看重城市的经历和体验对农民工的特殊影响，认为农民进城务工经商的过程，是他们逐渐走出土地、摆脱乡土关系的束缚的过程，也是他们传统性逐渐减弱、现代性不断生长的过程。随着农民工不断获得现代性因子，随着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加快，初级关系或首属关系逐渐让位于次级关系或次属关系，后者发挥着更重要的作用。地缘关系的作用将在很大程度上被削弱，地缘关系发挥的作用的方式也将发生变化。这些传统因素将很难对个人的行为起导向作用，也很难形成各具特色的地缘群体，至少难以形成较大规模。地缘群体的出现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阶段性的产物，而并非普适现象。

不过，本章认为对地缘关系的分析，既要置于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又要置于当前农民工流动的整个过程中。在历史上，地缘关系作为人们之间的一个重要的联系纽带，其重要性程度趋于增强。在当前的现代化、城市化进程中，地缘关系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在农民工流动的不同阶段，地缘关系的重要性有所变化。本章将农民工流动的整个过程分为外出阶段、适应阶段和发展阶段，在农民工外出阶段，地缘关系是信息的来源、信任的源泉，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在农民工适应城市的阶段，地缘关系具有物质和精神方面的双重作用，地缘因素成为人群区分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城市适应过程也是农民工拓展关系圈、建立更多社会联系的过程，地缘关系的重要性开始有所下降。而在农民工寻求发展的阶段，利益原则则占据主导地位，地缘关系只是众多关系中的一种，其特殊地位逐渐被其他因素取代。在农民工流动的整个过程中，地缘关系的重要性呈现出由强变弱的发展趋势。

总之，从表面上看，新化人群体在打字复印行业形成了地缘性网络，乡土关系在其中发挥了很大作用。但是随着每个人城市经历的丰富和经济条件的改善，人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都会发生很大变化，行动的传统取向、情感取向、价值取向逐渐被目标合理取向所取代，交往中的特殊性原则也逐渐被普遍性原则所取代，在这个过程中，传统的血缘关系、地缘关系的重要性将逐渐被现代社会的人际交往方式所取代。笔者认为这是社会发展的趋势，也是社会现代化的必然结果。虽然传统的乡土关系、乡土情结不会消失，甚至会以不同的形式展现出来，但是，它将很难在人们的实际行动中发挥关键作用，而是演变为人们内心的一种心理寄托或天然的感情，难以产生实际的作用。

第三章和第四章主要从心理层面的微观视角来对农民工的城市适应做出一些讨论。流动人口市民化伴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自身的生活消费方式、社会交往方式、工作方式及教育程度等各种因素在内的变化，其实质就是农村地区生产力结构、生产经营方式和农业人口的收入水平及结构、生活方式、思想观念、人力资本等方面与城市地区逐渐接近，趋向同一的历史过程。（参见文军：《农民市民化：从农民到市民的角色转型》，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4（3），55-62页。）在这一过程中，流动人口实现了地理空间上的转移，同时经济目标也得到了部分的满足。但是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市民化还需要更进一步的适应过程，流动人口对其城市生活的满意程度将成为实现流动人口自身市民化的重要因素。第三章在关注流动人口这一群体的生活满意度的同时，还注意到目前流动人口内部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分化，一部分人仍然在城市从事低端的体力劳动，另一部分人则成为专业技术人员，因此对流动人口内部出现的这两类人群生活满意度进行了比较，由此，提出了城市流动人口在生活满意度上表现出层次格局这一结论。本章的理论观点具体分为三个方面：一是在同一群体内，流动人口的生活满意度在需求层次上体现出差异，本章将人的需求分为生存性需求、适应性需求和发展性需求，需求层次依次递增，本章认为，越低层次的需求得不到满足带来的不满意度越强，这也和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一致；二是相同群体生活满意度体现出代际的层次格局，即“生存融入性群体”和“适应发展性群体”比较，“生存融入性群体”的生活满意度较低，本章引入了务工环境和社会记忆的模型进行解释，认为影响生活满意度的因素不仅是务工环境，社会记忆也对生活满意度起到重要影响，生活满意度是社会记忆和务工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三是“专业技术群体”和“体力劳动群体”生活满意度体现出层次格局，本章发现“专业技术群体”整体满意度较高，但影响因素也更为多元化，因为“专业技术群体”和“体力劳动群体”各个方面差异较大，所以不能简单用务工环境和社会记忆模型分析，在这里，本章采用社会比较的概念，认为不同群体生活满意度所以体现出较大差异，关键在于社会比较的结果。在此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本章之所以采用三种不同的模式分析，是基于以下考虑：不同群体间（体力劳动群体和专业技术群体）在诸多方面存在显著的差别，同时，同一群体间（新生代和第一代）也有着代际差异。不同的模型和概念是考虑到群体间和群体内不同的特质而定的。

第四章提出了农民工心理灰度的概念，农民工的心理灰度是测量农民工整体心理状态的指标，反映了农民工心态与情绪的积极与消极程度。农民工的心理灰度与农民工的日常生活体验和社会评价密切相关。在农民工的日常生活中，经济收入低、消费水平高、住房条件差和休闲生活匮乏是他们感受最为强烈的生活体验。城市居民对农民工的社会评价影响农民工的自我意识及其行为。心理研究作为一个微观的社会研究视角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人们的行为构成了社会运行的基础，而行为背后又有复杂的心理活动作为指导。本章创造出心理灰度这一指标，是想测量农民工的整体心理状态，反映农民工心态与情绪的积极与消极程度。本章从农民工的日常生活出发，寻找农民工心理灰度参差不齐的原因，发现生活体验和社会评价会对心理状态的起伏产生巨大的影响。农民工的经济收入、消费水平、居住条件和休闲生活作为他们最为关心和最亟待改善的生活体验，会直接影响农民工的心态与情绪。城市居民对他们的社会评价不仅会决定农民工的自我意识，并且会成为他们行动的参考。本章之所以选择农民工心理这一微观视角，并且尽力从农民工的日常生活着手探究产生不同心理状况的原因，是因为农民工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虽然有着很多共同的特征，但是现实生活中的农民工仍然有着千差万别的观念、需要和追求。农民工并不是一个千篇一律的整体，有着统一的需求、同样的困难，相反，农民工所需要的其实并不相同，有些农民工觉得，只要把老婆孩子接过来一起生活就会感到幸福，经济压力再大也不是问题；而有些农民工觉得，自己的辛苦奔波是为了孩子的将来，只要解决了子女在城市的就学问题，他就会觉得一切辛苦都很值得。对农民工心理与情绪的研究，一方面可以帮助我们探寻农民工行为产生的深层原因，另一方面可以让我们更真切地了解农民工的实际困难与切身需求，进而帮助他们提升心理满意度与生活幸福感。

下篇分为五章，主要讨论流动人口社会认同问题，研究对象有所分化，前四章的研究对象是农民工，而最后一章是以高学历青年流动人口为研究对象。

第五章是同样属于理论基础的问题，对社会认同的相关研究做出一个总体上的论述，介绍了国内外关于社会认同方面的一些研究。

第六章沿着日常生活的路径来研究农民工的社会认同，解析其认同的图式。从微观层面入手，坚持“主位”的研究立场，进入他们的日常生活世界，让农民工自己站出来说话，成为叙事的实践主体。关注他们切身的日常生活体验和感受，他们的惯习、社会记忆的消解和变化；把握农民工社会认同二重性的表现和原因以及日常生活中的行动策略和实践逻辑；并考察认同背后的主体建构过程，将对社会认同外在的关注转移到对社会认同内在张力的分析上，从而尽可能真实地展现农民工社会认同的谱系和全景图式，以对现有研究做一个有益的补充。研究农民工，尤其是那些长期在城市工作、生活的农民工，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是如何理解、体验自己目前的身份？这种理解和体验是否存在一种困境和张力？如果存在，他们又是采用怎样的策略来平衡认同的张力？本研究通过对上述问题的考察，来尝试勾画农民工社会认同的全景图式。研究表明：第一，社会认同在现实中不是同质线性和单一维度的，对同一个体而言，很少存在绝对的认同和绝对的不认同。社会认同在多数情况下是复杂的、多维的，在某种程度上认同又是矛盾的和背离的，并且这种相互矛盾和背离的社会认同又有可能在同一个体身上存在，由此形成社会认同的二重性。正是由于内在的二重性才使农民工的社会认同往往存在着张力，在实际生活中表现出认同的困境、失调以及威胁，影响了其城市生活的适应与融入。这样将对社会认同外在的关注转移到对社会认同内在张力的分析上。第二，认同二重性的产生是主体建构与社会建构共同作用的结果。第三，在现实生活中，农民工有自己的一套生存策略。这种生存策略作为一种“弱者的武器”，一方面是为了应对困难、保护自己以及提高社会地位，另一方面则是为了消解其社会认同的二重性困境，达到一种认同解构与重构的目的。

第七章提出社会认同内在二维性这一概念，认为社会认同不是同质线性的，而是在两个维度上发生变化，即对社会群体本身的认知与评价以及对自身与社会群体之间关系的认知与评价。这两个维度并不一定同时变化，且变化方向也不一定相同。本章认为社会认同的这种内在二维性是导致个体社会认同的张力和矛盾性的重要原因。在此基础上，本章对北京市农民工的社会认同状况进行分析，尝试勾勒农民工社会认同的图式，并以此说明社会认同的内在二维性问题。结果显示农民工的社会认同并不是单维度线性的，而是具有多样化的发展方向，并呈现出多元化的图景。

农民工社会认同内在的两个维度之间往往存在着张力，其发展方向通常并不一致，如出现“作为局外人的参与者和无奈的局内人”的状况，形成区隔与融入的社会认同二重性等。此外，社会认同的二维性使看似矛盾的城市认同与乡土认同能够在同一个体身上得到体现并相互建构。因此，随着社会认同内在二维性的变化，农民工的社会认同呈现出复杂多样的图景。而这不仅仅是简单的程度上的增强和减弱，而是呈现出多样化的发展方向。

其中每一种类型的社会认同都建立在不同的文化图式之上，包含着对城市与乡土本身的认知与评价以及对自身与城市和乡土之间关系的判断，表达了对自身的身份、境遇和体验的解释和理解。这些多样化的社会认同可以在单个个体身上得到体现，只是在特定的情境中，特定类型的社会认同得到凸显，占主导地位，而其他类型的社会认同退居幕后，没有被我们捕捉到而已。因而我们只有把这些看似矛盾的多样化的“领域-特异的”（domain specific）（这一词引自方文：《学科制度和社会认同》，80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它是指行动者的社会知识体系对应于不同面向的语境。）社会认同置于相互关联的时空脉络之中，才能够获得对农民工社会认同的最佳理解。

第八章指出了农民工的社会认同具有二重性的特征。二重性是社会认同图式的一种中间状态，它是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认同转换的一个过渡阶段。在城市环境的消解和重铸作用下，农民工的社会认同在多数情形下是复杂、多维的，某种意义上又是矛盾与背离的。众所周知，影响农民工社会认同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既有制度、社会和文化等结构层面的制约，也有行动者主体实践能力的推动。本章在分析中发现，与城市居民的交往对农民工社会认同度有显著的影响，但这种交往是表层化的，在日常交往中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经常打交道的情况仅占25%，从而使他们的认同往往具有二重性的特征。农民工实际的打工收入对其认同度的影响未通过检验，但与城市居民收入的比较却有明显的作用。这说明对收入的主观差距感比客观的收入更能影响农民工的社会认同度。

与流动人口中的农民工以及新生代青年农民工的社会认同不同，高学历青年流动人口（在北京工作的这一群体，俗称北漂）的社会认同具有独特性。第九章提出社会认同链这一分析框架，并依此提出社会认同的四个研究性假设。在此基础上，本章以北漂为例，探讨了北漂的社会认同状况及其影响因素。结果显示，北漂对城市的发展和形象与自身的关系持较肯定的态度，但他们对城市的归属感并不强；与市民交往的深度和广度比较有限；与市民在文化和生活习惯上的差异感大于社会经济地位的差异感。此外，北漂的社会认同受其参与社区集体活动的经历、与市民的交往情况、在北京的安全感程度以及受歧视状况等因素的影响。与市民相比，北漂在政策安排上往往处于失语失权的状态，其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相对而言比较匮乏，难以享受与市民同等的待遇，成为制度上的“二等公民”和“边缘人”。这种制度上的社群隔离不仅使北漂在城市的居住逐渐边缘化，而且阻隔了北漂的城市参与以及与城市居民的深入交往。其更深层的结果是北漂相对缺乏社会安全感和稳定感，产生对社会制度性歧视的不满情绪，以及相对被剥夺感的加深。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北漂的社会认同。而较低的社会认同反过来又会恶化社群隔离，加强北漂的漂泊感和不安全感，影响其与市民的交往和社区参与。这构成了一条恶性循环的社会认同链条。扭转这一社会认同链条恶性运转的关键在于控制社会屏蔽制度造成的社会排斥和社群隔离，改革流动人口的社会服务、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制度安排和实践，从制度上控制对流动人口的排斥和歧视。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快速工业化、城市化，与以户籍制度、土地制度等为基础的城乡二元结构相结合，造就了城市对流动人口“经济吸纳”与“社会排斥”的双重态度。正因为如此，当我们讨论流动人口去向的同时，应该关注他们在城市的生活状况、适应情况以及他们的心理调适过程，应该关注他们对城市生活的主观感受。学界对流动人口的研究主要从社会分层与流动、社会冲突与失范、人的现代化与农村现代化、社会网络以及国家与社会关系等方面来展开。这些研究视角探讨的核心是流动人口的城市适应与融入问题。随着流动人口研究的开展，以往较为宏观的研究视角逐渐显现出自身的不足，理论关照的重心也逐步从制度、经济社会层面转移到更深入、细致的心理层面，“社会认同”成为焦点之一。在当前社会转型的背景下，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能更全面地体现其融入和适应城市的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