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绪论（一）

地球如同一个公共的牧场，而每个民族和国家则像牧场上的牧户家庭。各自之间，经济上因各自的资源、人口等禀赋不同，需要交换、分工和协作，衍生出关税货币和自由贸易区等国际经济内容；政治上要打交道，需要双边和多边协商，需要有外交关系；安全方面，各自需要防范邻居，或者邻居中成员的侵扰，建立自己的武装力量和情报系统；公共事务方面，需要讨论气候变暖、森林减少等这样的问题，达成共同行为和秩序；并且，为了处理各自间的公共性事务，特别是进行协商，形成国际经济和政治公共秩序，二战后也在努力建立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国际法院等这样的世界政治治理框架。这就是国家之间的国际关系，各自国家的国际战略和全球国际政治秩序。

需要指出的是，在国际环境与一个国家的关系方面，不可能使国际环境的格局和变化去完全适应这个国家，而是这个国家的行为要更多地适应国际环境的格局和变化；当然，一个国家根据其规模和国力，以及在国际上的地位，发挥主动性，可能会程度不同地影响自己所处的国际环境。但是，从历史的变迁看，即使强国，也不可能根本性地改变国际环境来使其适应自己。

出于上述这种认识，作为学者，作者想客观和中立地研究和描述中国未来的国际关系，特别是与美国的关系趋势。其中，关于中国未来内部可能出大事的风险，特别是人口减少和结构老龄化面临的挑战，以及价值理念的孤独性，还有关于美国长期发展的衰势等等，这样的讨论似乎有些危言耸听。但是，有时不顺耳的讨论，对于双方非合作博弈结果和困境的探讨，往往对双方形成正确的决策，趋于合作型博弈，形成共赢的格局，意义更为重大。

一、中华民族复兴之梦

中华民族是世界上伟大的民族之一。在农业文明时代，1840年鸦片战争以前800年的时间内，中国的GDP一直占到世界财富总量的三分之一。在几千年的人类历史中，中国人在秦汉、唐宋、元明清等盛世时，创造了璀璨的中华文明。

13世纪开始，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日渐下滑，而西方国家的地位则蒸蒸日上。13世纪末文艺复兴在意大利各城市兴起，以后扩展到西欧各国，于16世纪在欧洲盛行的一场思想文化运动带来一段科学与艺术革命时期，其中15世纪资本主义萌发，并且远洋航海技术发展，欧洲许多国家竞相寻找海外市场。到1765年，珍妮纺纱机的发明标志着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开始，特别是蒸汽机的使用，世界进入工业文明，欧洲列国在世界崛起，西班牙和英国等，先后坐过世界领导国家的交椅。

1776年美国建国，自由的思想、创新活跃、比欧洲还要进步的资本主义制度、英国等产业向美国的转移、源源不断人力资源从欧洲的迁移以及大量廉价劳动力从非洲运来，使美国在大西洋彼岸迅速崛起，在欧洲相对衰落的同时，20世纪从英国手中夺得了资本主义的世界霸权，领导资本主义阵营与苏联社会主义阵营对垒。而苏联解体后，美国成为世界一超强大的国家。

实际上，中华民族从1689年沙俄通过中俄尼布楚条约，夺得兴安岭及额尔古那河以西约二十五万平方公里国土开始，国运已经开始下行，到1949年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时，饱受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凌辱。如果说一个曾经创造过世界辉煌文明的强国，在17世纪开始衰败，那么在这漫长的200多年受侵略的历史中我们有着极其惨痛的教训：将科学知识，技术进步视为异端；闭关锁国，不对外开放，不在竞争中发展自己；体制僵化，阻碍改革，逼发革命，陷入内战。实质是全球竞争中，先进的工业文明对落后的农业文明的胜利，是开放的海洋经济对封闭的内陆经济的胜利，是科技进步对因循守旧的胜利，也是近代国家政治体制对传统国家政治体制的胜利。

在中国近代200多年的衰势中，中国的仁人志士，中国人民，反抗外族侵略和欺凌的斗争不断。我们的先辈们有一个中国梦，即建立一个中华民族自己当家作主的国家。虽然1911年，在孙中山先生的领导下，建立了中华民国。但是，后来各帝国主义国家在华划分势力范围，日本大举侵入，扶持满洲国，战乱不断。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浴血奋战，直至1949年，逐出外部势力，统一大陆领土，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实现了国家重建之梦。

建国后，中国共产党虽然执政了，然而，没有从一个搞阶级斗争和革命的党，转变为搞建设的党。建国梦与富国强国梦是有区别的。不能用革命实现建国梦的办法去替代本来应当通过建设实现的强国梦和富国梦。建国后，开始搞社会主义建设，让国家富强起来。但在起初的30年里走了弯路，富强方面的“中国梦”被遗忘，一段时间严重偏离了强国富民的道路，比如“宁要社会主义草，不要资本主义苗”的“左”倾意识。

这期间的30年中，科技知识被轻视，学习国外先进知识，大多被打为里通国外；进行科技创新，被称之为走白专道路；正常的教育体制被摧毁，工农兵进驻领导学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农民再教育。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建国后第一个10年为27.78%，中间10年是8.24%，而后来的“文化大革命”10年只有4.12%。同期，欧美、日韩、中国台湾，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50%到65%之间。在科学技术水平方面，我们在这30年时间里，形成了与这些国家和地区50年左右的差距。

在这30年中，我们体制上实行效率很低的一大二公的公有制体制，资源分配上实行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分配方面实行人人有份、平均主义的大锅饭体制，甚至一度还想升级到共产主义分配办法。而在对外经济方面，由于当时帝国主义对我们的封锁，加上我们本身偏重于自力更生的战略，经济发展失去了通过经济全球化而形成的推动力。

我们拿数据说明，中国从1820年GDP占世界总量的32%，到1949年下降到了5%。而经过建国后30年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阶级斗争为纲的折腾，到1978年，人口为世界的25%，而GDP占世界总量比下降到了1%，人均155美元，排世界倒数第二。可以说，虽然我们在1949年实现了建国梦，但是，在实现强国富民梦方面，除了成功发射氢核弹和卫星外，实事求是地讲，在经济强国的方面，从1840年衰败起，到1978年为止，我们仍然是一个失败的民族。

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中国共产党才真正从一个革命的党，转变成一个执政的党；工作重心才真正从搞阶级斗争转变为搞经济建设；促进经济发展方面，才摆脱了空谈和口号，真正开始了中国的现代化；才从建国梦的余辉中走出，真正开始了实现强国富民梦的征程。写到这里，值得我们后世中国人怀念和崇敬的是，中华民族一个伟大的领路人--邓小平。如果说，毛泽东领导中华民族建立了新中国，那么邓小平则开启和领导中华民族步入了一个现代化的新时代。

在1978年到现在的30多年中，我们放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将发展生产力作为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将一大二公的所有制结构逐步改革为多种所有制平等竞争、共同发展的制度；将计划配置资源，转变为价格机制和市场供求调节资源分配；将仅仅按劳分配改革为按要素贡献分配的体制；将片面强调自力更生和进口替代的工业化发展战略调整为对外开放、融入经济全球化、出口导向的工业化发展战略；理顺体制，强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学习引进国外先进科学技术，形成自主创新体系。

从1978年到现在的30多年，我们奋力追赶，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从当时的4%提高到51%左右；GDP总量从占世界总量的1%上升到11.63%；按当前美元价格计算人均GDP从155美元上升到6094美元；人均GDP排名从倒数第2位上升到第84位；外汇储备从几乎为零增加到3.31万亿美元。我们虽然有这样和那样的问题，但是，不能妄自菲薄，我们确确实实在这30多年中创造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奇迹。

然而，我们2012年有13.54亿人口，虽然GDP总量为世界第二位，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全球人均GDP10139美元左右，而中国人均水平只是其60%；我们城乡和地区发展还不平衡，还有近1.3亿贫困人口；我们还需要建立现代政府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等体系，这需要大量的财力；特别是缩小贫富差距，任务更是特别繁重和非常艰巨；而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则需要中国转变自己的发展模式和工业化战略。总之，我们离邓小平先生勾画的在21世纪中叶建成中等发达国家的强国梦还很远。

什么是未来近14亿中国人21世纪的复兴梦呢？就是每一个中国人通过自己在创业和就业中的奋斗，实现自己安居乐业的需要以及所追求事业的成功；就是数亿向往城市的人到城市里工作、居住和生活，成为新市民，并且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就是每一个中国人通过诚实合理纳税，希望政府能提供、建立和建设满意的公共服务、社会保障和公共设施；就是每一个中国人工作和生活在生态优美、整洁卫生、空气清新，并安全的环境之中；就是每一个中国人都心情舒畅，工作和生活在自由、民主、平等、公平、公正、正义和有秩序的和谐社会之中；就是通过近14亿中国人同舟共济、艰苦奋斗，凭着根植于中国梦的中国精神，再经过30到40年的努力，到21世纪中叶时，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人民富裕、国家强盛、社会安定、生态环境优美的社会主义强国，实现中华民族在21世纪的伟大复兴。

二、艰难的复兴之路

为什么要写这样一本书，并起书名为《艰难的复兴》，从中国的国家利益讲，需要在21世纪实现中华文明的复兴，国家和民族的振兴及现代化。然而，前途虽然光明，道路是曲折和艰难的。尤其是未来的10年，是一关键的时期，外部形势严峻，内部诸事险恶。中国能突围这样一个关键而又充满困境的时期，顺利走上复兴的康庄大道吗？

（一）外部围堵和复杂的国际关系

在整个21世纪中，中国复兴，从对外关系上讲，最艰难的是未来的10年。

美国于20世纪崛起，在苏联解体后，成为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中国发展，由于其人口是美国的4倍多，随着经济的发展，在21世纪中，总量必然要超过美国，成为经济第一大国。而美国将保持其在21世纪的世界领导地位，这是其最为关切的国家利益。虽然，中国一再表明，无意谋取世界领导国家地位。但是美国仍然不放心。美国对中国复兴的遏制，成为维护其国家利益的重要行动。

从中国的周边关系看，北有俄罗斯重振强国及对中国的戒心，西有美国插手的阿富汗及中亚，西南是有恩怨的印度，美国也正在争取南部的缅甸，东北和东南越南、菲律宾和日本等与中国有领土和领海纠纷，而且美国与日菲又结成同盟，朝鲜局势动荡不定。中国在亚洲的崛起，同时也引起周边一些国家复杂心态，恐怕其利益受到影响，戒备和防范中国，甚至拉美国来做后盾。而美国从中东抽身，将战略重点布置在西太平洋，与之遥相呼应，形成对中国的围堵格局。

在这10年中，美国移民将继续增加，人口结构保持年轻化；吸引世界资金入美，包括中国资金；控制债务和赤字；维护美元地位，压制欧元升势，阻击人民币扩张；领先世界科技；再工业化和重振制造业；保持美国21世纪成为常青藤国家，保持领导地位不受撼动。

从美国的国家利益讲，这10年中，美国必定会利用巧实力，通过外交运作，形成以亚制华，以亚耗华的战略。中国的科技竞争力，虽然追赶，还是不能与美国抗衡；由于政治关系，不能与日本、韩国形成自由贸易区，发挥经济互补优势；大量的财力将消耗在应对美国军事围堵和周边国家摩擦方面；中国对中东原油的依赖性较强，随着家庭汽车的普及，可能越来越强，美国能源革命后，从中东撤出东移西太平洋后，中国为了原油供应的安全，可能要替代美国去那里维持秩序。

这10年中，由于极端共产主义在20世纪给人类造成了极大的灾难，相当多国家的政党和人民对其都无好感，美国21世纪又将防止法西斯纳粹主义、极端共产主义和极端恐怖及宗教主义死灰复燃列为维护世界安全的三大任务。因此，我们坚持的共产主义理念，可能遇到前所未有的孤独。

当然，对于大国来讲，经济实力是国家关系的基础。到2022年时，中国GDP总量将与美国相当，现在还少年的中国，届时将成为青年；而美国将从壮年，成为壮老年。因此，自那以后，可能随着国力的增强，周边一些国家拉美国做后盾对中国的挑衅将视中国的实力而减少直至停止；许多国家将考虑中国发展对他们的带动，加上中国更有实力帮助这些国家，承担更多的义务，所以容易形成中国与周边更紧密的合作和共同发展关系。

从更长远看，需要特别指出的是，2022年后显现，2030年以后加剧，中国最大的危险是人口持续减少和严重的老龄化。世界上许多中立和客观的学者，对中国2100年人口规模高中低不同方案的预计，分别为5亿、7亿和9亿。相当多的人口学家认为，乐观讲，中国2100年人口规模超不过8亿。因此，2030年后的风险主要表现为：经济活力不足，养老成本上升，国际竞争力下降。远期看，在21世纪的下半叶，给那时中国带来的国际竞争问题，将使美国可能达到6亿人口，印度可能为17亿，中国可能为6亿。中华民族将永远处于美国和印度的夹击之中。

（二）中国内部出事的风险

中国复兴能不能成功，最主要的风险还不是外部围堵，而是内部会不会像前苏联一样出大事。

青年人的高失业，将是一个火药桶。由于经济增长速度减慢和人口数量的急剧下滑，就业需求是好转，还是恶化，很难预料。由于一是对青年人创业、创办小微企业口头重视，而从行政、税费、融资等等体制和政策不重视；二是虽然人口急剧下滑，但是，可能由于养老金缺口，不能再提前退休，还可能要延长退休年限，这又占据了青年人的就业岗位，所以青年人就业将是未来5到10年最大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加上政府许多部门对其的收费和罚款及吃租，特别是像城管这样给创业者增加利润设置障碍的机构，将会在未来的某一天为中国，像北非和中东一样，引爆这桶火药。

安居乐业。居不安，则社会不宁。印度和拉美等，用贫民窟的方式解决了居住问题；中国台湾用农民的地可以交易，使他们能积累资金，创办小企业，包括卖地的钱，可以在城市中购买住宅。中国要走一条什么样的路呢？目前转移到城市中2.5亿多农村人口，98%以上没有自己在城市中的住房。目前这样高的房价，别说农民工买不起，城市中一般的工薪阶层都承受不了。未来，还将有几亿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如果让这样几亿人去租住城市中拥有1亿左右多套房房主的房屋，将会形成几亿底层阶层将工资的30%到50%交给1亿有房产的食利阶层。未来城市化后，面临的是两极分化的社会。通过国家建设保障房来解决，这样规模的人口，财力方面能拿得起吗？如果我们将教育、医疗、养老和住房，大规模地包下来，会不会落得像希腊一样的下场呢？

收入分配和贫富差距，按照现在的思路，加上利益和体制的梗阻，得到缩小的可能似乎很小。由于重视大企业，大量的小企业由于政府审批和干预太多，税费太重倒闭，青年人失业率将高企，中等收入人口增长困难，甚至减少，因失业贫困增加。收入差距不能缩小，一是传统的城乡差距向城市里转移，农民的贫困由其后代在城市中继承。二是土地制度剥夺农民，农民不可能像韩国、中国台湾农民一样，有办小企业的资本，有到城市中买房的能力；土地出让金制度，高房价又导致绝大部分进城农民，以及刚毕业的大学生买不起房子，有的城乡学生虽然毕业后在城市中买了房的，但却成了永远翻不了身的房奴；大量的租房者，将自己月收入的50%，甚至更多的，交给有多套房的食利阶层，形成辛勤劳动的房客和坐食其利的房主两个阶层；而大规模的廉租房，加上养老和医疗，以及教育，会给中国未来的财务形成比美国还要严峻的局面，随时可能破产。三是目前解决收入分配的思路，还是在涨工资、提高起征点等方面绕圈子，根本解决不了问题。涨工资涨谁，涨财政发工资的行政和事业国企人员，收入差距会更高；硬涨个体私营小企业，破产倒闭更多，形成更高的失业率，恶化收入分配；而提高个税起征点，从结果上判断，会进一步使基尼系数加大。四是在积极解决收入分配差距方面，如教育公平化，加大教育的投入，培养同等的能力方面：如给予底层人士向上流动的制度和政策环境方面，以鼓励创业，增加小企业，增加中等收入人口，扩大就业，减少因失业而增加贫困人口的方面，由于体制梗阻，5年内能不能形成一个好的创业、经营和就业的制度环境，还很难预料。

到了现在，谁都明白，不改革没有出路，但是，一些大的利益格局，很难改变，一是三公消费能改革吗，企业税费负担太多的机构和人员能减少吗？二是农民能从土地作为财产，像韩国和中国台湾一样，富裕起来吗，地方政府能让出这块利益吗？三是能把目前导致高房价的土地行政寡头招拍挂，70年土地出让金一次收来的地方财政制度改革掉吗？四是逼迫房产透明、抑富济贫的房产税能开征吗？

而到21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时，国家财政和金融体系风险将会极高。中国人口规模下滑，结构急剧老龄化会从2021年起显现，经济增长速度会下滑，会陷入比日本还严重的低迷陷阱，养老形成的债务缺口越来越大，财政赤字高企；2030年以后，可能伴随房价暴跌，资产缩水，坏账增多，银行体系风险加大。那时，中国的债务问题，要比美国现在严重得多。

邓小平同志在20世纪90年代初讲，再过30年，我们的体制就要定型。实际是到2020年，要形成一个具有成熟体制的现代国家。从政治治理结构上讲，随着改革的推进，会形成一个什么样的体制呢，在未来的领导人更替中，能保持一个稳定的局面吗？这些都是未来面临的风险。

因此，在21世纪中，中华民族的复兴和落入世界失败民族和国家行列，也就在一步之遥中间。内部出大事，则不战自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