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走向现实的畸形儿——政治大车店里的过客（1）

——军阀作为政治文化现象。

研究军阀首先遇到的问题是：军阀是什么？如果按字面释义，军阀的“阀”有点近乎日常我们所用的“霸”字，因为无论军阀、党阀还是学阀，只要后面缀以这个倒霉的“阀”字，就会变得霸气冲天蛮不讲理，自定规则自说自话。军阀可以理解为倚仗武力无法无天的人。如果我们还想深究一下“军阀”一词的政治内涵，那么不用花多少气力就会发现两个已经为众多有关军阀的定义所公认的要素，一是专恃武力，二是割据地方，英语“军阀”一词WARLORD，恰到好处地显示了这两个要素（WAR，指军事、战争，LORD意为土地主），无论是西方学者“依军事实力主宰一个地区的人”（谢里登）的定义，还是国内的权威性概括“拥兵自重，割据一方，自成派系的军人或军人集团”（《辞海》），概莫能外。

然而，通行的说法往往未见得合理，因为这种定义排除了袁世凯和蒋介石，就是对“据”无定所的冯玉祥也不尽适合，而事实上这三位，在近代史上都是响当当的军阀。

所以，无论是我们惯常认定关于军阀的字面含义还是更深一层的政治内涵，事实上都是我们对军阀的某种直观把握和理解，要想更贴切、更合情理地认识军阀，还必须有一种文化的观照。事实上，军阀不尽是蛮不讲理、动辄杀人的军汉，至少也不全是卖国媚外的奴犬，军阀是一种古已有之的政治文化现象，它随着中国传统政治格局的跌宕，周期性地在政治舞台上上上下下，你方唱罢我登场。中国以家庭为中心的小农社会结构，蕴涵了政治上的一统和经济生活上的分散这样两种对立的因素，结果导致了传统政治文化意识“大一统”和“大离散”两极对立的格局，演化成中国历史上“分久必合，合久必分”、高度整合又高度离散交替出现的政治情境。中国历史乱治交替的周期变更，事实上是社会文化结构的表现形式。如果把大一统的社会历史时期视为传统社会的常态（有序），而将大离散的时期视为非常态（无序）的话，那么也可以说，军阀是无序的社会系统中政治子系统的不稳态的产儿。

如果还嫌上述两定义不够具体的话，那么我至少还可以列出所谓军阀的几种必备的条件和特征加以补充。

——动乱的前提。中国的传统政治格局是武力背景和文治精神的合一，文治精神体现为文官网络和教化网络的叠加，一旦网络的中枢失灵，离心倾向扩大，文治背后的武力就会显露出来，形成赤裸裸的军事纷争。原有的统治形式无法继续维持了，但又没有新的形式来取代，作为一种没有办法的办法，军阀一方面是杀戮和破坏的工具，一方面是向常态秩序过渡的桥梁。

——时间阶段性。历史上从不存在孤立单个的军阀，作为政治动乱时期的特有现象，军阀总是在特定时期成批涌现，又随着动乱的消失而匿迹。多数军阀是短命的，从生到死不过几十年。社会上也普遍认为它们是短暂的过渡性事物，甚至军阀自身对自己的这种暂时性也有所感觉：无论是统治手段上的近期功利主义还是对空头中央政府认可的斤斤计较，都映射出他们某种惴惴不安的非法感。

——统治形式上的武化色彩。传统社会常态的统治方式，尽管骨子里是武力的内核，但却有一种文治精神的表象，社会流行风尚是偃武修文、重文轻武，而军阀统治恰恰相反，表现为赤裸裸的军事化统治，军人专制，武化阶层拥有最大的发言权。不讲规矩，谁拳头硬，谁说了算，很有丛林时代的特质。

四、政治形态上的不稳定性。这种不稳定性在空间上体现为军阀间的相互吞并、分化与重组，在时间上表现为区域性军阀向全国性军阀的演化，每个时代全国性军阀的出现，既标志着军阀时代的极盛，同时也是军阀时代结束的征兆。三国的曹魏、五代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的统治者，以及近代的蒋介石，在某种意义上都可以说是由乱世走向传统文治的最后的铺垫。袁世凯作为清末半独立的督抚们的一个总结，本来具有过渡到传统文治、结束动乱的意向，然而由于时代、环境及他自身的种种因素，却使这一意向滞后到了蒋介石那里，而其时中国社会系统已经有了质的变化，传统政治的周期律不再起作用了。

所以，照我看来，春秋战国时期相互攻杀的诸侯不能算是军阀，因为那时中国政治乱治交替的格局尚未确立，而且它们独立半独立的状态，多少是为当时社会制度所允许的，属于西周封建制的制度体现。西汉初年异姓王和同姓王的独立倾向也不能算是军阀现象，因其时不仅不具备社会大动乱的前提，而且作为旧制度的绪余，它拥有相当的合法理由。除此以外，中国历史上，几乎所有传统王朝末世的动乱年代，都有军阀现象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