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序

（一）

中国传统童谣是我们民族文化宝库中的一颗明珠。千百年来，它流布在人们的口头上，世世代代，口耳相传，经久不衰，历史的尘埃不能掩盖它的光芒。

我从这些童谣中获得的精神教化和艺术熏染，实难细数。记得我很小的时候，母亲以她醇厚的乡音为我诵唱童谣，那纯乎天籁的声音，深深地印在我的记忆中。七十多年过去了，童年的许多事情早已淡忘，唯有童谣记忆犹新。

这些童谣，最早给予我的也许是悦耳的美声，天真的童趣。年岁稍长，三五同伴，一边做游戏，一边唱童谣，举手投足，协调动作。或面对花鸟虫鱼，咏唱心语；或迎来年节时令，有歌相伴，在娱乐中，增加了许多知识。这些童谣，使我们和世界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亲密了我们和大自然、和亲人、和小伙伴的关系。在那个年代，童谣给予了我们最为浓厚的童年情调和率真的欢乐趣味。

这些童谣，绝无那么多浮辞丽藻，像璞玉浑金一般，不见雕琢的痕迹，却有熠熠的光芒。音韵之和谐，节奏之多变，一经脱口而出，那种通畅条达，那种从容不迫的声音，犹如行云流水，入于耳，根于心，成为永恒的记忆。

时至今日，我仍这样想，当我们处于童稚时期，心灵如清澈的泉水，没有被岁月缠绕上游丝蛛网，那时候，母亲为我们诵唱童谣，那流畅的飞珠溅玉般的声音，在我们心灵上，会荡起多少美丽的涟漪！那朴实的文词，动听的韵律，让我们耳熟能详；那机敏的睿智，讥讽的谑笔，又给了我们多少智慧的营养！还有那些贴近儿童生活的歌咏，俏皮的揶揄，幽默的意味，更使老少妇孺忍俊不禁。至于那些实用的童谣，又可以教我们认识草木鸟兽之名，使我们获得许多生活知识，还可以训练我们学习语言。童谣，可以说是我接触最早的文学样式。我许多最初的生活知识是从童谣中得知的。就连对韵律节奏这些音乐性的感受能力，也是在童谣的诵唱中逐渐培养起来的。

这些童谣，应当成为我们的精神财富，不但要更多的孩子从小耳濡目染，还需要更多的人去搜集整理，让它流传久远，发扬光大。

（二）

童谣这一名称，古代即有之。大家都公认的解释是：“童，童子。徒歌曰谣。”又说：“有章曲曰歌，无章曲曰谣。”这说明童谣是专供孩子们诵唱的。由于没有“章曲”，所以很随意，可以自得其乐。这些解释，我认为很贴近孩子的游戏天性。

在古代，对童谣有一种解释，认为“童谣之言，生于天心”（《三国志·吴书·陆凯传》）。“童谣是表现人间灾异祸福的‘咎征’之一--‘诗妖’”。这些童谣是由荧惑星降落人间“惑童儿歌谣嬉戏”，它的内容都带有政治目的，或由人编写，或加以篡改，改成预示政治变动的“谣谚谶语”。这类童谣数量少，又因为多以“鬼神凭托”，这种以占验为目的的童谣，早已失去了儿童本真的趣味。

与童谣“天心”说相关的还有“天籁”说。认为“谣谚皆天籁自鸣，直抒己志，如风行水上，自然成文”（清《古谣谚》序）。“起于天地而特借万籁以传文”，是“冲口而出”的“绝世奇文”（《天籁集》序）。这些论述，崇尚童谣的自然本色，重视童谣表现儿童天真爽朗的天性。随着社会的发展，教育思想的进步，在童谣“天籁”说的影响下，人们逐渐摆脱了“诗妖”传授“天心”的谶语学说，废弃了占验功能。

真正开始搜集整理童谣的第一部书是明代的《演小儿语》（1593年吕坤编）这是一项童谣研究的新突破，抹掉了多年的迷信色彩，开创了一个新阶段。进入清代，南方江浙有《天籁集》（郑旭旦辑）、《广天籁集》（悟痴生编）出版，在北京又有许多抄本在民间流布。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清代“百本堂”、“别梦堂”抄本《北京儿歌》，这本儿歌集共收74首。我们今天还在传唱的《小白菜儿地里黄》、《小耗子，上灯台》、《一抓金儿，二抓银儿》、《拉大锯，扯大锯》、《槐树底下搭戏台》、《吃豆豆，长肉肉》等都可在这本集子里看到。还有一本由意大利人韦大利（GuidoVitale，或译作韦太尔）编的《北京儿歌》（1896年出版，共收北京地区流传的儿歌170首）。韦大利是清末意大利驻中国使馆的官员。他给这些儿歌作了英文注释，并译成英文，书前有他写的《北京的歌谣序》（发表于北京少年学会发行的《少年》第十五期）。我们今天还在传唱的《杨树叶儿哗啦啦》、《石榴花儿的姐》、《茉莉花儿的郎》、《水牛儿，水牛儿》、《玲珑塔，塔玲珑》收录在这本儿歌集里，他还收集了一些有关北京地理特征和景点的儿歌，如《罗锅儿桥，万寿山》、《黄城根儿，一溜门儿》、《平则门，拉大弓》、《白塔寺，有白塔》等多首，对于了解北京城的历史演变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这些搜集编选者，重视这些童谣的作用，认为对于儿童来说“群相习，代相传”，“一儿习之，可为诸儿流布；童时习之，可为终身体认”（《小儿语序》）甚至夸张地赞叹这些童谣“古谚童谣纯乎天籁，而细绎其义，徐味其言，自有至理存焉”。至此，传统童谣的社会意义和艺术价值已渐渐为人所重视，童谣的搜集工作逐渐拓展和深入，这对新儿歌的创作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三）

这些传统童谣对我们创作儿歌的借鉴作用不可低估。这些童谣所包含的儿童观和教育观，是很值得我们品味和思考的。集中在一点上，就是对儿童成长的天性的尊重。

童谣的重要功能，是让孩子们快乐。古代论述童谣，称童谣是“天地之妙文”。我想，这妙就妙在它不训诫，不说教，给孩子一个良好的心态，让他们从小开朗、乐观，不做作，有幽默感。

童谣所咏唱的内容，很贴近儿童的生活，充分展示儿童的快乐天性；即使一些社会问题，也以轻松欢快的口吻表达。所用的语言，浅明俚俗，意到口随。

这些传统童谣，因为是靠口耳相传得以广泛流布，在流布过程中，又经过一代代人的润色补充，渐臻完美。

在写作技巧上有许多可资借鉴之处。比如“游戏歌”，动作性强，可以愉悦身心，协调群体动作。又如“顶真歌”（又称“连锁调”）采用顶真的修辞手法，首尾相连，随韵黏合，生出无限兴趣。又如“问答歌”，有时以数字为序，有时与谜语结合，通过设问作答方式，培养儿童观察认识事物的能力。

在修辞手法方面，多种多样，运用自然自如。例如拟人、夸张、反复、设问、排比、比喻、顶真、重叠复沓等多种修辞手法，均可为儿歌创作所借鉴。在押韵方面，重视美听效果，崇尚自然，绝无因韵害义的弊病。

在句式节奏方面，灵活多变，三言、五言、七言、九言、多言，也有四言、二言的，甚至一字一句的，上口悦耳，口耳相传，经久不忘。

结构布局，灵活多变。还能将知识寓于趣味之中。无论长歌短章，都能随韵黏合，击节可唱，好像不假思索，却是自然天成。如果仔细推敲，却可总结出许多娴熟的技巧。因此，历代文人广为搜集，从中汲取营养。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要想创作新儿歌，让这些儿歌广为流传，必须熟知并学习这些优秀的传统童谣。

（四）

我们这里搜集的童谣有两个入选原则：第一，是贴近儿童生活，并为儿童所理解，易于流传的童谣。古代所搜集的某一种童谣，我们没有收录。这是因为那一类童谣，“多信望文生义的荧惑说，列之于五行妖异之中。故所录几全为占验的及政治的童谣；童谣的范围于是渐渐缩减，而与妖祥观念，相联不解”（朱自清：《中国歌谣》）这类与社会政治变动相关的带有占验谶语性质的童谣，我们不收。第二，近代歌谣，从语言上划分，可分为粤语、吴语、普通话三系，我们只收录了普通话语系的童谣，即在北方以北京为中心地区的童谣。这是因为这些童谣没有语言上的障碍，在音律上，更易上口传唱。

为了便于阅读，我们又将童谣分了十大类，即：《小老鼠上灯台--童趣歌》、《月亮走我也走--自然歌》、《稀奇稀奇真稀奇--逗趣歌》、《板凳板凳歪歪--顶真歌》、《城门城门几丈高--游戏歌》、《什么有腿不会走--问答歌》、《连念七遍就聪明--绕口令谜语歌》、《杨树叶儿哗啦啦--摇篮歌》、《一园青菜成了精--故事歌》、《小白菜地里黄--忆旧歌》。这十类，有的是从内容上划分的，有的是从形式上划分的。中国的传统童谣由于千百年来的口耳相传，逐渐在选材上、在表现形式上形成了独特的技法。这些技法的运用，归结到一点上，就是为了方便口耳相传。有的童谣在文字之先，即使有了文字，它仍属口头文学。正因为如此，它的技巧是在流传中逐渐成熟的。我们分这十大类，就是想鲜明地突出传统童谣题材的丰富性和技巧上的多样性。

在整个编选工作中，我们的工作越深入，越感到传统童谣这座宝库，是挖掘不尽的。当这项工作不得不结束时，我们怀着深深的遗憾。我们只能说，这仅仅是工作的开始，只是做了一点抛砖引玉的工作。我们希望有更多的儿童文学工作者、民间文学研究者和儿歌创作者，投入到这项工作中来，以便编选出更丰富更完整的传统童谣集。

还有一个问题，也要说几句：有些童谣中，出现了方言，一时又查不到更准确的解释，我们虽斟酌再三，还是不敢妄加猜测，更不能擅自修改，所以只能暂时存疑。待得到准确解释后，我们再加以补充修订。

在编选过程中，我们参考了多种版本，如《古代儿歌资料》、《中国民谣集成》等，还发动了儿歌作者和童谣搜集研究者帮我们从口头上记录了一些童谣，在此一并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