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 史景

林则徐开展虎门销烟，英国人不服，与清朝在广东开战，不胜而北击福建，又败，再北击渤海湾天津。渤海湾是清朝内海，完全可以水陆夹击痛歼英军，而道光帝吝惜银两，不愿再与英军开战，致使英军得地得款。大清赔列强的银两越多，人家来打大清的军队也越多。英法德日美俄，个个狼吞虎咽。几十年后，清朝就亡了。

道光帝派人审问英俘，所提问题是：“该国地方周围几许？”“英吉利到回疆有无旱路可通？”“与俄罗斯是否接壤？”

《南京条约》签订后，道光帝很难受。清史记载：“上退朝后，伏首于便殿阶上，一日夜未尝暂息，侍者但闻太息声，漏下五鼓，上忽顿足长叹。”

道光病重时，将奕詝、奕訢一起召到榻前，以便决定究竟由谁来继承皇位。两位王子事先都向各自的师傅讨教对策。奕訢的师傅旬秉恬教奕訢说：“上如有垂询，当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奕詝的师傅杜受田则很会揣摩皇帝的心理，他献计道：“阿哥如条陈政，知识不敌六爷。惟有一策，皇上若自言老病，将不久于此位，阿哥惟伏地流涕，以表孺慕之诚而已。”奕詝如法炮制，道光帝果然大悦，说皇四子仁孝，于是把奕詝定为皇太子。

1860年10月18日，接到命令的3500名英军冲入圆明园，点燃了罪恶之火。一个曾参与英军罪恶活动的牧师在追忆中写道：“焚烧的命令发布后，不久就看见了重重的烟雾由树林里蜿蜒曲折升腾起来。顷刻间，几十处地方都冒出了一缕缕的浓烟密雾。不久，这缕缕的烟，聚成一团团的烟，又集合成弥天乌黑的一大团，万万千千的火焰向外爆发出来，烟青云黑，遮天蔽日。”

1861年11月2日，咸丰帝尸骨未寒，慈禧便联手恭亲王奕訢发动辛酉政变，次日即在密云抓住头号政敌肃顺。肃顺非杀不可，但用什么罪名杀，却颇费周章；大臣们密商了三日，想出这么几条：一、矫传遗诏，自封顾命大臣--这条已被史料证伪；二、擅坐御座--这条无法证实，也不可证伪；三、“于传取应用物件，抗违不遵”--这是唯一一条可以落实的罪名。

清政府在甲午中日战争中战败，这对坚持洋务运动的奕訢来说刺激很大。他总结过去：自自强新政以来，虽“人人有自强之心，亦人人为自强之言，而迄今仍并无自强之实”。他忧患未来：“以一小国之不驯，而备御已苦无策，西洋各国之观变而动，患之濒见而未见者也，倘遇一朝之猝发，而弭救更何所凭。”为此，他呼吁全国应“上下一心，内外一心，局中局外一心，自始至终，坚苦贞定，且历之永久一心，人人皆洞悉底蕴，力事讲求，为实在可以自立之计，为实在能御外患之计，庶几自强有实，而外侮潜消”。

1873年，同治帝下旨重修圆明园。第二年，工程全面铺开，内外重臣普遍认为这是劳民伤财之举，恭亲王奕訢也屡屡谏阻重修圆明园。同治帝大怒，以奕訢“召对失仪”、“无人臣礼”为由，下旨降奕訢为郡王，并撤去一切职务。翌日，慈禧出面，“加恩赏还”奕訢亲王世袭罔替。此后，奕訢对慈禧更加俯首帖耳。

光绪二年（1876）6月，朝廷决定为两宫皇太后册封徽号。按惯例，册封大典由大学士捧上册宝。此次，两位太后同时册封，用人必然要比以往多，于是礼部上奏，要求派大学士16名。这一奏折闹出了笑话。大学士为辅臣首列，是正一品官。其地位崇高，因而朝廷授受历来审慎。按例大学士只有4名，加上协办大学士满、汉各一人，合计是6人。礼部是掌管礼仪的衙门，奏折中凭空多出了10名大学士，此等疏忽，尤为不该。当时翁同龢为光绪帝的老师，在日记上写了三个字：“可笑也。”

光绪十六年（1890），清德宗（载恬）皇帝举行大婚盛典，各国国家元首和驻北京使节纷纷致贺。大英帝国维多利亚女王送来的贺礼是一座供玩赏的自鸣时辰钟，钟上用汉字镌刻着一副贺联：“日月同明，报十二时吉祥如意；天地合德，庆亿万年富贵寿康。”贺者无心，受者有意。慈禧一见“日月同明”的镌字后，立马脸就拉长了。当即指示大太监李莲英将英国时辰钟搬出大殿，匿迹避忌。德宗皇帝知道后，觉得英国女王的贺联，并非有意嘲弄朝廷。弃之不展，有碍中英外交关系。但在慈禧的怒颜威慑下，未敢进言缓颊。

慈禧太后忙做60大寿，翁同龢等大臣上奏要求，能不能寿诞从简，节约宫中开支以补充前线的军费，慈禧听后不悦道：“谁要是令我一时不快乐，我就要他一生都不快乐。”

1895年4月17日，清政府议和全权大臣李鸿章和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在日本马关签订了《马关条约》。条约的主要内容为：中国割让台湾岛和辽东半岛；赔偿军费白银2万万两；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通商口岸；日本国民在中国各通商口岸，得自由从事各项工艺制造，仅纳人口税，各项机器，得自由装运入口，日本在中国制造的货物，与进口货物一样，免征一切杂捐。

光绪二十二年（1896），清政府派遣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作为外交特使，赴西欧和俄国作礼节性的访问。在欢迎会上，按照国际惯例，要演奏宾、主两国国歌。李鸿章临时编制了一首七绝诗，以充国歌，其词曰：“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太平天子朝天日，五色云车驾六龙。”后来人们称它为《李中堂乐》。

1903年，俄国公使夫人向慈禧赠送沙皇照片。德龄在她的回忆录中记道：“我们忙着准备一切，等候渤兰康太太光临。大约在十一点钟光景，她来了，先由我妹妹在会客厅接见她，然后引她进仁寿殿见太后。太后登了宝座，皇帝坐在太后左边，我站在太后右边做翻译。太后穿着黄缎绣袍，上面绣着彩凤和‘寿’字，还镶着金边，满身挂着鸡蛋般大的珍珠，手上戴着许多金镯、金戒指和金护指。我妹妹领着渤兰康夫人进殿，夫人就向太后行礼，太后也与她握握手，夫人呈上沙皇全家的相片。太后讲了一篇措辞极美的欢迎辞，并谢了沙皇帝后的盛意。我都替她翻成了法语，因为大使夫人不懂英语。太后又命皇帝与夫人相见，于是皇帝与她握握手，并问俄皇帝后安好。于是太后走下宝座，带大使夫人到她的宫中，在那里她们谈了约有十分钟。太后又命我引夫人见皇后。”

1906年7月13日，光绪皇帝发布上谕：“时至今日，惟有及时……仿行宪政，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以立国家万年有道之基。”从此“立宪”口号开始成为当时中国的官方话语。

慈禧太后病危，张之洞请定大计，慈禧太后只是点头。第二天，慈禧太后让奕劻去察看易州陵墓的工期，密召世续及张之洞入内，宣布将立的皇上要继承同治皇帝的位置。将立的皇上，是醇亲王载沣的儿子，已经四岁了。世续及张之洞惟恐皇后再出垂帘听政，所以一起上奏慈禧太后说：“国有长君，社稷之福，不如径立载沣。”慈禧太后戚然道：“卿言诚是，然不为穆宗立后，终无以对死者。今立溥仪，仍令载沣主持国政，是公义私情而无所憾也。”张之洞说：“然则宜正其名。”慈禧问：“古有之乎？”张之洞回答道：“前明有监国之号，国初有摄政王之名，皆可援以为例。”慈禧太后说：“善，可两用之。”

1911年（宣统三年）8月19日，革命党人在武昌发动起义，成立军政府，各省纷纷宣告独立。消息传来，清廷一片慌乱。面对眼前的严峻形势，载沣被迫以皇帝名义下“罪己诏”，试图通过自我责斥摆脱危机的局面。诏书中明显吐露出他对大清王朝可能就此不保的极度忧虑，并把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归结为两个方面：一是说自己的才干不足，“用人无方，施治寡术”；二是说受小人蒙蔽，官绅只顾谋私，自己对这些“不知”、“不觉”。诏书的最后这样写道：此时财政外交，困难已极，我军民同心一德，犹惧颠危。倘我人民不顾大局，轻听匪徒煽惑，致酿滔天之祸，我中华前途更复何堪设想！朕深忧极虑，夙夜彷徨，惟望天下臣民共喻此意。将此通谕知之。

1912年2月12日（宣统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以清廷的名义，颁布了宣统皇帝退位诏书。其文曰：前因民军起事，各省响应，九夏沸腾，生灵涂炭。特命袁世凯遣员，与民军代表，讨论大局。议开国会，公决政体。两月以来，尚无确当办法。南北暌隔，彼此相持。商辍于途，士露于野。徒以国体一日不决，故民生一日不安。今全国人民心里，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议于前；北方诸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因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是用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立宪共和国体。近慰海内厌乱望治之心，远协古圣天下为公之义。袁世凯前经资政院选为总理大臣，当兹新旧代谢之际，宜有南北统一之方，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总期人民安堵，海宇乂安。仍合满、蒙、汉、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予与皇帝得以退处宽闲，优游岁月，长受国民之优礼，亲见郅治之告成，岂不懿欤！

南京政府迎袁专使来北京后，袁世凯命令部下发动“北京兵变”，兵变的第二天，唐绍仪去访问袁世凯，正巧碰上曹锟戎装革履推门而入。曹锟向袁世凯请安后说：“报告大总统，昨夜奉大总统密令，兵变之事已办妥矣！”袁世凯见曹锟说漏了嘴，立刻大骂：“胡说，滚出去！”

为了限制袁世凯的独裁统治，宋教仁于1912年改组同盟会为国民党，组成内阁第一大党，用来牵制袁世凯的势力。改组后的国民党以“巩固共和，实行贫民政治”为宗旨，以“保持政治统一，发展地方自治，厉行种族同化，采取民生政策，保持国际平和”为纲领。

袁世凯准备用武力消灭南方的国民党，他以中国的盐税作抵押、以监督中国财政作交换条件，与英、法、德、日、俄五国签订了2500万镑的“善后借款合同”。上海《时报》刊出“袁总统前日令人传语国民党人”的谈话，声称：“现在看透孙、黄除捣乱之外无本领，左又是捣乱，右又是捣乱。我受四万万人民付托之重，不能以四万万人之财产生命，听人捣乱。自信政治军事经验、外交信用，不下于人。若彼等能力能代我，我亦未尝不愿，但今诚未敢多让。彼等若敢另行组织政府，我即敢兴兵征伐之！国民党诚非尽是莠人，然其莠者，吾力未尝不能平之。”

袁世凯先后罢免了国民党江西都督李烈钧、广东都督胡汉民、安徽都督柏文蔚，然后挥兵南下，打算消灭国民党。李烈钧在湖口起义，通电讨袁，列举袁世凯“乘时窃柄，帝制自为，灭绝人道，暗杀元勋，弁髦约法，擅借外债，盛暑兴师”等等罪状，“二次革命”爆发。

“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迫切地要改临时总统为正式总统，1913年10月6日参众两院进行正式总统的选举。由于袁世凯做贼心虚，担心国会议员不选自己，于是他派出几千名便衣警察、侦探、土匪、流氓等组成所谓的公民团，在选举的这天，把国会围得水泄不通，议员们只许进不许出，并在门外大声叫喊：“今天不选举出我们中意的大总统，你们就休想出来！”两院议员从上午8时进场投票，一直忍饥挨饿，到晚上10时才得恢复自由，经过三次投票选举，袁世凯才被选为正式大总统。

袁世凯致电黎元洪及各都督、民政长，说国民党自恃在国会中居于多数地位，“为虎作伥，危害国家，颠覆政府，事实俱在，无可讳言。”此电一发，袁世凯的心腹干将心领神会，于是，要求解散国会的电报纷至沓来，其中以冯国璋、倪嗣冲、张勋、张镇芳、汤芗铭等北洋军阀叫嚣得最凶。倪嗣冲还说：“似此害群之马不除，天下安有和平之望，拟请通令京外各处，将国民党一律解散。”

袁世凯复辟帝制如火如荼，孙中山发表了讨袁宣言，他在《讨袁檄文》中怒斥袁世凯：“非法攘攫正式总统，而祭天祀孔，议及冕旒，司马之心，路人皆见。”他指出“袁贼妄称天威神武之日，即吾民降作奴隶牛马之时，此仁人志士所为仰天椎天，虽肝胆涂疆场，膏血润原野而不辞也。军府痛宗国之陆沉，愤独夫之肆虐，爰率义旅，誓殄元凶，再奠新邦，期与吾国民更始”。

梁启超等进步党人反对变更国体，他发表了《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在社会上风传一时。他还与自己的学生蔡锷面议，在云南举兵讨袁。1915年12月25日，云南宣布独立，成立云南军政府，以唐继尧为都督，并组成护国军。蔡锷任第一军总司令，出兵四川；李烈钧任第二军总司令，出兵湘赣；第三军为预备队，唐继尧兼任总司令。

袁世凯帝制失败后，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他于无奈之中撤消了帝制，但仍以大总统的名义发布命令。《十九省公民否认袁世凯冒称总统书》痛斥袁“不知有国民，不知有议会，不知有约法，不知有公论”，严正声明：“袁逆不死，大祸不止。”尽管袁世凯为保全自己的总统之位费尽心机，但还是无济于事。而袁世凯的心腹们此时也弃袁不顾。在众叛亲离之中，在全国人民痛骂之下，袁世凯一病不起，死于1916年6月6日。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以副总统身份出任大总统，段祺瑞为国务总理。适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美国提议给中国贷款作经费，要求中国参战。当时，日、美两国都想操纵中国参战，以加强对中国的控制。日本极力拉拢段祺瑞，美国则支持黎元洪，从而引发了段祺瑞的国务院与黎元洪的总统府之间的斗争，是为“府院之争”。

段祺瑞通过张勋来达到自己掌权的目的，但他坚决反对临时约法和恢复旧国会，想另谋成立由自己操纵的新国会。孙中山把国会和约法看作共和国的真谛，他于1917年7月17日到达广州，正式举起了护法运动的旗帜。他说：“约法为民国命脉，国会为法律本源。国会存，则民国存；国会亡，则民国亡。”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作为战胜国参加巴黎和会，许多国人认为中国“能与英、法、美并驾齐驱”，和会是“国人仰手伸眉，理直气壮，求公判于世界各国之会”。许多社会舆论欢呼“公理战胜强权，将来的世界上，弱国小国可以出头了”，从此以后“人道有了光明，民智可以普遍了”。而当美国提出山东归五国共管的建议后，国人的幻想与希望彻底破灭了，“什么公理，什么永久和平，什么威尔逊总统十四条宣言，都成了一文不值的空话”。

陈独秀坚定地从事革命活动，已经成为一个有很大影响的社会主义宣传者。他提出：“现在如不能用武，就改用文。”他用革命的宣传活动，启发教育人民，准备革命力量。他认为：“世界上的军国主义和金力主义，已经造了无穷罪恶，现在是应该抛弃的了。”

在孙中山的奋斗史上，“曾经无数次地向资本主义国家呼吁过援助，结果一切落空，反而遭到无情打击”。苏俄十月革命胜利后，孙中山希望俄国能成为中国革命的真诚盟友。他认识到“法美共和国皆旧式的，今日唯俄国为新式的，吾人今日当造一最新式的共和国”。

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到达井冈山地区，领导当地军民开展游击战争，进行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政权。翌年4月，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的部分军队与毛泽东领导的工农革命军会师，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完成二次北伐，改北京市为“北平特别市”（简称“平”），并立南京为首都（简称“京”）。国民政府所用之“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取代北洋政府的五色国旗（其后东北易帜），并订于国府的《训政时期约法》中。《约法》相当于宪法。《卿云歌》亦停用，改以1924年孙中山在黄埔军校开训典礼所撰训辞“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进大同。咨尔多士，为民前锋；夙夜匪懈，主义是从。矢勤矢勇，必信必忠；一心一德，贯彻始终”为国歌。

对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北的局势日益危急，蒋介石却公开提出“攘外必先安内”和对日不抵抗的主张。1931年8月16日，蒋介石电令张学良：“无论日军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9月6日，张学良电令东北各军：“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当万分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

1931年9月18日，在日本军部法西斯分子的直接策划下，关东军制造了震惊世界的“九一八”事变，24小时内攻占沈阳和长春，不到一百天就侵占了相当于日本本土面积2.5倍的整个东北。1932年3月成立了傀儡政权“满洲国”。

“九一八”事变后，全国人民的抗日呼声日高，从9月下旬开始，各地学生代表纷纷汇集南京，请愿抗日。1935年12月9日，在中共的领导下，北平学生率先走上街头举行示威，提出“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和“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很快得到了各地人民的响应。1936年5月，爱国人士宋庆龄、邹韬奋、陶行知、章乃器等发起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主张“停止内战，一致对外”，许多爱国团体纷纷加入。全国又一次出现了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

中国共产党自“九一八”事变后，就坚定地举起了抗日的旗帜。1933年初，中共发表宣言，提出在停止进攻红军、给民众以自由和武装民众三个条件下，愿同任何进攻红军的国民党军队订立抗日协定。1935年8月1日，在莫斯科的中国代表团发表了著名的《八一宣言》，号召各党派和全国同胞组织抗日联军和国防政府，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同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确定了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

1933年，日军发动了对热河、察哈尔的进攻，热河省主席兼第5军团总指挥汤玉麟不战而逃，日军兵不血刃地占领承德。承德沦陷后，日军又分别向长城冷口、喜峰口、古北口等处进攻，突破长城防线，进一步向华北扩大侵略。中国守军奋起抵抗，几经激战，被迫后撤。日军占领长城各口，打开了进军关内的门户。1935年，日本统治集团根据“征服支那”的既定方针，又相继制造了张北事件、察东事件、河北事件，迫使中国政府签订《秦土协定》、《何梅协定》，据此，中国在河北和察哈尔的主权大部丧失。随后，日本又制造丰台事件、香河事件，唆使河北省政府督察专员殷汝耕在河北东部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在内蒙，日军模仿制造伪“满洲国”的故伎，以内蒙古德王为傀儡，成立了伪蒙古军政府。至此，与东北相邻的内蒙、热河、察哈尔和河北一部都被日军控制了。

1934年蒋介石提出了“不绝交、不宣战、不讲和、不订约”的对日外交方针。在次年的国民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国民党当局虽然对于中日妥协仍抱有一定幻想，但又声称：“抱定最后牺牲之决心而为和平最大之努力，期达奠定国家复兴民族之目的。”华北危急后，蒋介石开始试探联合苏联的可能并设法与中共谈判。然而，由于国民党单方面的条件变化，提出要红军解除武装，国共两党的秘密谈判没有结果。蒋介石再次准备以武力消灭红军。

蒋介石在南京对全国300多师生代表讲述对日政策，表示：“中国决不签订任何损害国家主权的条约，也不订立秘密条款，如到最后关头，则当不惜一战。”1936年7月13日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作《御侮之限度》的报告，对“最后关头”作了解释。他说：“中央对外交所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领土主权的完整，任何国家要来侵扰我们领土主权，我们绝对不能容忍，我们绝对不订立任何侵害我们领土主权的协定，并绝对不容忍任何侵害我们领土主权的事实。再明白些，假如有人强迫我们签订承认伪国等损害领土主权的时候，就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后牺牲的时候。”

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逼蒋抗日，在捉拿蒋介石的时候，张学良曾焦急地说：“若找不到蒋，我要把自己的头割下来，请虎城兄拿到南京去请罪，了此公案。决不能因为要停止内战，而引起内战。若再引起内战，那我张某人变成了千古罪人！”

卢沟桥事变发生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即向全国发出了《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疾呼：“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

卢沟桥事变标志着日本全面侵华，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彻底表明抗战决心：“如果战端一开，那么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

平津相继沦陷后，蒋介石发表谈话，他说：“平津失陷为战争开始，为奇耻大辱，绝无与敌谈和余地。”1937年8月8日蒋介石发表《告抗战全体战士书》。书中说：“这几年来的忍耐，骂了不还口，打了不还手，完全是为了安定内部，完成统一，充实国力，到最后关头来抗战雪耻！现在既然和平绝望，只有抗战到底，必须全国一致起来，与倭寇拼个你死我活。”

1944年8月27日，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三届三次会议上，发出“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号召，鼓动知识青年从军入伍。年底，12万知识青年被编为青年远征军，成为抗日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

1945年8月15日，日本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抗战胜利的14年中，据初步统计，中国的直接损失约600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约5000亿美元。

1945年8月25日，毛泽东一行人到达重庆与蒋介石进行谈判。在机场，毛泽东发表了简短的演说，重申了中国共产党的“和平、民主、团结”的原则。他说：“目前最迫切者为保证国内之和平，实施民主政治，巩固国内团结。国内政治上，军事上所存在的各项迫切问题，应在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加以合理解决，以期实现全国之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望中国一切抗日政党及爱国者志士团结起来，为实现上述任务而共同奋斗。”

1946年6月，国民党蒋介石凭借其军事优势和美帝国主义的援助，悍然发动了中国历史上规模空前的内战。10月13日蒋介石发出内战密令：“督励所属，努力进剿，迅速达成任务。”面对蒋介石的疯狂进攻，中共中央坚决主张抵抗，毛泽东向全党发出指示，号召广大解放区“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

1947年5月，上海学生走向街头进行反内战反卖国的爱国宣传，他们喊出“要饭吃、要和平、要自由”的口号。

1948年，于右任参加副总统选举。当时的候选人除他以外，还有孙科、程潜、李宗仁等，竞争相当激烈，有的人还大发钞票，请客送礼的贿选情形时有发生。由于于右任两袖清风，既没钱请客，也送不起礼，于是他就提笔为每一个与会代表写了“为万世开太平”的条幅，然后裱好送出。但毕竟是金钱贿选时代，他这种方式毫无作用，所以没有被选上。

1948年9月，辽沈战役开始。国共双方战地主帅都是黄埔学生。这次战役以国民党大败而告终，蒋介石气得大发雷霆：“林彪是四期的，而你们是一期的，全是一期的……教官打不过学生，一期打不过四期！”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定都于北平，自1949年9月27日起改名为北京；采用公元纪年；以《义勇军进行曲》代国歌；以五星红旗为国旗；在天安门前建立人民英雄纪念碑。

同年10月1日下午3时，首都30万群众齐聚天安门广场，举行开国大典。林伯渠宣布典礼开始，乐队奏国歌。毛泽东开动电钮，第一面五星红旗冉冉升起。这时，在军乐声中54门礼炮齐鸣28响。56岁的毛泽东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已于本日成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