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导读

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1765-1834），英国著名的经济学家、人口学家，他的《人口原理》自问世，便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马尔萨斯生于伦敦附近萨里郡的鲁克里，他的家庭是当地一个土地贵族，属于当地的名门，祖先之中出过皇家医生、牧师和军官。其父毕业于牛津大学，曾与休谟、卢梭有过交往，是一个思想激进的绅士。马尔萨斯最初从父受教，既长又师从格雷夫斯、韦克菲尔德等人。1784年，他进入牛津大学耶稣学院，1788年获得文科学士学位，同年，他加入英国国教会，并在萨里郡的奥尔伯里做过牧师。后来，马尔萨斯又进入剑桥大学继续深造，1791年获得文科硕士学位。1805年，马尔萨斯开始担任东印度学院的历史和经济学教授，该学院是英国东印度公司设立的，他一直担任这个职务，直到1834年去世。

马尔萨斯是著名的经济学家，他在经济学领域写下了大量著作，主要有：《地租的性质与发展》（1815）、《有关东印度学院的演说，用事实驳斥近年来在所有法庭上对它的指责》（1817）、《政治经济学》（1820）、《价值的尺度》（1823）、《政治经济定义》（1827）。

但使马尔萨斯饮誉世界的是他的《人口原理》一书，该书出版于1798年。当时，马尔萨斯的父亲把葛德文的名著《研究者：教育、习俗及文艺的评论》（1797）介绍给他，父子俩对此书的理解不一，辩论之时，马尔萨斯“最初想出了他的理论”，这便是本书的缘起。

《人口原理》第1版的书名为：《人口原理，人口对社会未来进步的影响，兼评葛德文先生、孔多塞先生和其他著述家的推测》，其主要思想是根据人的生存和生殖的两个法则，引申出二者之间的失衡，以此探讨和解决人口增殖和人口过剩方面的问题，它的著名观点是：只有增加人口的死亡率才能抑制人口的增长。《人口原理》在马尔萨斯生前出过6版，除第2版与第1版差别较大之外，其余皆相差无几。第二版分为四篇，由匿名著作变成印有著者真实姓名和头衔的著作，篇幅为第一版的四倍，书名改为《人口原理对于人类幸福之过去及现在之诸影响的考察。附考察将来关于消除或缓和由人口所生的弊害的研究》，其基本思想亦有重大变化，主张通过降低人口出生率来控制人口增长。

《人口原理》是学术史上的一部重要著作，也是出版以来社会科学领域争议最多的一部著作，它对世界人口理论以及整个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都有着广泛的影响。

问题的提出--分立的两派严重对立，使这一问题几乎不能指望得到解决--否认人类和社会的可完善性这一基本论点，从未得到过圆满答复--人口会带来什么样的困难--概述本书的基本论点。

近年来，伟大的、出人意料的发现在自然哲学领域不断涌现出来：印刷术的普及加速了一般知识的传播；执著而自由的钻研精神在整个知识界乃至非知识界空前盛行；新奇的政治见解令人头晕目眩、不知所措，尤其是政治领域发生的法国大革命，惊天动地，如同一颗炽烈燃烧的彗星，看来注定要给地球上畏缩不前的居民注入新的活力，或注定要把他们烧尽灭绝。所有这一切，使许多有识之士认为，我们正跨入一个充满重大变革的时期，人类的未来命运将在某种程度上被这些变革决定。

人类究竟是从此会以加速度不断前进，前景远大得不可想象呢，还是注定要永远在幸福与灾难之间徘徊，尽管作出种种努力，仍然距离想要达到的目标无限遥远。据说，这是当前争论的重大问题。然而，尽管一切人类之友都渴望结束这种悬而未决的状态，尽管勤于探索的人热切希望借助每一道光亮以洞悉未来，但令人深感遗憾的是，争论这一重大问题的双方，却彼此冷眼相视，看法大相径庭。他们从未心平气和地思考对方的观点，总是漫无边际地争论不休，看起来，在理论上取得一致是根本不可能的。

思辨哲学家一派总是被现有秩序的辩护者视为一群耍阴谋诡计的无赖，认为他们鼓吹乐善好施，描绘更为美好的社会蓝图，只不过是为了便于他们推翻现有制度，便于实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或者把他们视为头脑有毛病的狂热分子，任何具有理性思维的人都不值得注意他们的愚妄想法和怪诞的理论。

人类及社会可完善性的辩护者则不仅如此，而且他们还以更为轻蔑的言词反唇相讥，斥责现存制度的辩护者为最可怜、最狭隘的偏见的奴隶，把他们说成是由于受益于现存制度便为社会弊端辩护的人，说他们或者是为了一己私利而自欺欺人，或者是因智力低下，无法理解任何崇高的事物，鼠目寸光，根本不能容开明人士的见解。

在这种混合着谩骂的争论中，真理必将会受到损害。争论各方真正的好论点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各方都固执己见，都不愿取对方那里之长补自己之短。

现有秩序的盟友不分青红皂白地斥责一切政治思辩，连屈尊思考一下社会可完善的理论的基础都不愿意，更不愿费力去公正而不带任何偏见地揭露其荒谬之处。

相同的是，思辨哲学家也在做损害真理的事情。他们的双眼只是盯着更美好的社会，用最迷人的色彩描绘这种社会将给人类带来的幸福，变本加厉地用最恶毒的语言谩骂一切现有制度，而不运用自己的才智思考一下是否有铲除弊端的最好、最稳妥的方法，他们似乎没有意识到，即便在理论上也仍存在着一些巨大障碍，它们阻碍着人类向自我完善境地的迈进。

在哲学上，有一条公认的真理：正确的理论要由实验来证明。可实际上却会出现许许多多阻力，许许多多意想不到的细微小事，即使知识最广博、最富有洞察力的人也几乎无法预见到它们，因此在极少数问题上，未经过经验检验的理论也可以宣称是正确的。但是，人们在尚未充分考察所有相反的论点和在没有清晰而彻底地驳斥相反论点之前，不能宣称一种未经检验的理论是有根据的，更不能宣称它是正确无误的。

我已经见过一些关于人类和社会可完善的理论。这些理论所描绘的诱人图景，让我颇感兴奋和愉快。我热烈地期望能实现这种给人类带来幸福的改良。但据我看来，改良的途中必将会有一些巨大而难以克服的困难。本文的目的在于说明这些困难，但同时我还要说，虽然这些困难是一种击败革新派的因素，但我对此却并不感到丝毫的高兴，相反，我最大的快乐莫过于看到这些完全消除困难。我所要提出的最重要的论点，并不是什么新论点，这是毫无疑问的。它所依据的原理在某种程度上已经由休谟作了说明，并已经由亚当-斯密博士作了更为详尽的说明。华莱士先生也曾提出过这一论点，并把它应用于我们现在讨论的这一问题，虽然应用得也许并不是恰到好处，或者有从最强有力的观点应用它。也许还有很多我不知道的著述提出过这一论点。因此，如果有人已经相当令人满意地回答了这一论点，那我决不会再提出它，即使我要从另一个角度提它出来，这种观点也会多少与我迄今所见到的所有观点都不相同。

人类可完善性的辩护者为何会忽略了这一论点，已经难以清楚地说明。我不好怀疑像葛德文和孔多塞这样的人的才智，也不愿怀疑他们的真诚。在我以及大多数其他人看来，这种困难似乎是难以克服的。可是这些公认的才智超群、眼光锐利的人却不屑于注意它，坚持按自己的思路思考，热情丝毫不减，信心丝毫不减。毫无疑问，我没有资格说他们故意紧闭双眼，不看这种论点。相反，如果这些人不正视它的话，则无论它的真实性给我留下多么深的印象，我都应怀疑其正确性。不过，必须承认，我们大家都很容易犯错误。如果我看到有个人频频向另一个人敬酒，而后者却毫不理会，那我很可能会认为他是个瞎子或太不懂礼貌了。然而更为公正合理的哲学或许要告诫我说：宁肯认为是我的眼睛欺骗了我，其实根本不像我想象的有敬酒那回事。

在讨论这一论点之前，我必须声明，所有纯粹的假设都被我加以排除，那些假设就是无法根据正确的哲学基础推论出来的假设。某个著述家也许会跟我说，他认为人类最终将变成鸵鸟。我无法适当地反驳他。不过，凡是有理性的人都不会同意他的看法，除非他能够证明人类的脖子在逐渐变长，嘴唇在逐渐变硬，愈来愈往前突，腿和脚的形状每天在变化，头发也开始变成毛管。在没能证明人类可能发生如此奇异的变化之前，就说他们变成鸵鸟会如何如何幸福，说他们能跑得飞得如何快，说他们将蔑视一切小家子气的奢侈品，只采集生活必需，以致人人的劳动都将减轻，人人都将享有充裕的闲暇。毫无疑问，那是徒劳的。

我认为，我可以正当地提出两条公理。

第一，食物是人类生存所必需的。

第二，两性之间的情欲是必然的，且几乎会维持现状。

自从我们对人类有了一些了解，这两条法则，似乎一直是关于人类本性的固定法则。既然迄今为止它们未有任何变化，我们也就无权断言，于今日为然者，于将来当不为然，除非当初安排了宇宙秩序的神对此进行某种直接的干预。然而在目前情况下，为了创造物的利益，神仍然按照固定法则支配着世间的一切。

在这个地球上，人类最终将可以不依靠食物而生存，据我所知，还没有哪个著述家设想过这个前景。但葛德文先生却推测说，两性之间的情欲总有一天会被消除。不过，既然他声明他著作的这一部分属于推测，所以我在这里对此不想多加评论，而只想说，支持人类可完善性的最好论据，是人类已摆脱了野蛮状态而取得了相当大的进步，且很难说这种进步会止于何处。但在消除两性间的情欲方面，迄今却尚未取得丝毫进展。两性间的情欲今天仍同两千年或四千年前一样强烈。现今同以往一样，也有个别的例外。然而，那些个别因为这种例外的数字似乎没有增加，因此，如果单就存在着个别例外而推论例外最终将成为规则，规则最终将成为例外，那么，显而易见的是，这种推论是很不讲究辩论的哲学方式的。上述两项公理如果被接受，那么，我就可以说：“人口的增殖力是无限大于土地为人类生产提供生活资料的能力的。”

如果不抑制人口，它便会按几何比率高速度地增加，而生活资料却只以算术比率增加。稍通算术的人都会知道，与后者相比，前者的力量有多么巨大。

“食物为人类生活所必需”这是一条有关人类本性的法则，根据这条法，必须使这两种不相等的能力保持相等。这就意味着，获取生活资料的困难会经常给人口施加强有力的抑制，这种困难必然会在某地发生，很大一部分人口也必然会强烈地感到这种困难。

大自然在整个动物界和植物界极其慷慨地播撒生命的种子。但她在给予养育生命种子所必需的空间和营养方面，却一直较为吝啬。我们这个地球上的生命种子，如果得到充足的食物和空间，经过几千年的繁殖，会挤满几百万个地球。但贫困这个专横且无处不在的自然法则却可以把它们限制在规定的范围内。植物与动物都受制于这一伟大的限制性法则。人类虽有理性，却也不能逃避这一法则的制约。在植物和动物当中，自然法则表现为种子不发芽，害病和夭折；在人类当中，自然法则表现为苦难与罪恶。苦难是贫困的绝对必然的结果。罪恶也是贫困很可能会带来的后果。因此我们看到罪恶遍及各处，但也许不应把罪恶称为贫困的绝对后果。可是我们可以通过历练道德，使一切罪恶的诱惑受到抵制。

人口增殖力和土地生产力不等是自然的，然而伟大的自然法则却必须不断地保持它们的作用的相等。我认为，这就是阻碍社会自我完善的不可克服的巨大困难。跟它比起来，所有其它困难都是次要的，微不足道的。这一法则制约着整个生物界，我看不出人类怎样能逃避这一法则的重压。任何空想的平等，任何大规模的土地调整，都不会消除这一法则的压力，即使仅仅消除一百年也不可能。因而，让全部社会成员都过上快乐闲适的幸福生活，不担扰自己和家人的生活，无论如何那都是不可能的。

因此，我们的前提如果是正确的话，那么，由此得到的结论必然是全体人类的可完善性否定。

我所提及的论点大概如上所述，下面我还要仔细地加以考察。我想，经验作为一切知识的真正源泉和基础，无疑将证实这个论点的真实性。

人口增长和食物增加的比率是不同的--这两种不同的比率所带来的必然结果--由此而使社会下层阶级的生活境况经常发生摆动--这种摆动为何不像预期的那么明显--本书基本论点所依据的三个命题--根据这三个命题来考察人类迄今所经历的各种不同状态。

在第一章我说过，如果不抑制人口，它便会以几何比率增加，而人类所需的生活资料则是以算术比率增加的。

让我们来考察一下这一观点是否正确。

在我看来，每个人都应该承认，直到现在还没有哪个国家（至少就有记载的国家来说）的风俗会如此淳朴，生活资料会如此充裕，以致能够丝毫不抑制早婚--下层阶级不会为此担心家用不足，上层阶级也不会为此担心生活水平降低。因此，就我们所知道的无论哪一个国家而论，人口增殖力从来没有完全不受任何约束地发挥过作用。

无论婚姻法存在与否，在天性与道德的驱使下，男人似乎总是倾向于及早爱上女人。即使择偶不成功而又会有重新选择的自由，这种自由只要不是没有限制或者是极其不道德的，就不会对人口产生影响。况且在我们现在假设的社会中，人们几乎不知道什么是罪恶。

因此，在一个国家中，如果谁都权利平等，道德风气良好，风俗淳朴，有非常充裕的生活资料，谁都不担忧家人的生活，人口增殖力就可以不受抑制地发挥作用，那么，这个国家人口的增长速度就会比迄今已知的人口增长速度要大得多。与欧洲任何近代国家相比，美国的生活资料一直较为充裕，风俗较为淳朴，所以也较少地抑制早婚。正因为如此，我们发现，该国的人口每二十五年就翻一番。

这种增长率虽然尚未达最高的人口增殖力，但却是实际观察到的结果，我因此要把它看作一条规则，即人口若不受到抑制，将会每二十五年增长一倍，或者说将以几何比率增加。

现在，我们对地球的任何一部分作些观察，比如某个岛国，看看它所提供的生活资料能以什么比率增加。我们可以先看看这个岛国现有耕作状态下的情形。如果我假定，通过实施尽可能好的政策，开垦更多的土地，大规模地鼓励农业，在第一个二十五年里，这个岛国的产量可以增加一倍。那么我想，这便是所能做的最为乐观的假设了。

在第二个二十五年，假设产量能增加到原来的四倍是完全不可能的，对土地性质的全部了解，不允许我们这样假设。我们所能想象的最大增加幅度，是第二个二十五年的增加额，或许会同原产量相等。这无疑与实际情况相差很远，但我们且把这看作是一条规则，也就是假定，通过作出巨大努力，该岛国每二十五年可以按最初的产量增加其总产量。即便是最富有激情的思辨家，也不能想象有比这更大的增加额了。以这样的幅度增长，几百年不到，这岛国的每一亩土地就会被耕种得如同菜园一样。

可是这种增加比率显然是算术比率。

所以，完全可以说：生活资料是以算术比率增加的。现在，我们把这样增加比率导致的结果放在一起做些观察。

据统计，我国的人口约为700万。我们假设现有产量刚好能养活这么多人口。在第一个二十五年，人口将增加到1400万，食物也将增加一倍，生活资料与人口的增加相等。在第二个二十五年，人口增加到2800万，而生活资料仅仅能养活2100万人口。在第三个二十五年，人口将增加到5600万，而生活资料只能养活一半的人口。到第一个一百年结束时，人口将增加到11200万，而生活资料只能养活3500万人口，其余的7700万人口将无法得到任何生活资料。

如果有大量人口由一国移居他国，那么显而易见的，是因为这个国家发生了某种不幸的事情。这是因为，除非原居住国使人实在不能安居乐业，或移住国有可能给人带来巨大好处，否则，很少有人会愿意离弃他们的家族、亲戚、朋友和故土而定居异国他乡。

为使我们的论点普遍性更大，受移居现象的影响较少，我们对整个世界而不是一个地区的情况加以考察。假设人口增长受到的抑制已被完全消除。假设地球为人类提供的生活资料每二十五年增加一定数量，增加额与目前整个世界的产量相等。这一假设就等于承认土地的生产力永远无限，而且这种增长率要比我们所能想象的人类努力使生活资料能够达到的增长率大得多。

设世界人口为任意数目，比如说10亿，那么人口将按1、2、4、8、16、32、64、128、256、512的比率增加，而生活资料将按1、2、3、4、5、6、7、8、9、10的比率增加。两百年后，人口与生活资料的比将为512比10，三百年后，人口与生活资料的比将为4096比13，两千年后，两者的差距将几乎无法估算，尽管到那时产量已增至极高的水平。

这个假设没有对土地的产量作任何限制，土地产量会不断增加，甚至可能超过人们所能指出的任何数量；然而每个时期的人口增殖力仍然占据着优势，要使人口的增长比生活资料的增长的水平低，那只能通过强有力的自然法则持续不断地作用，使较强大的人口增殖力得到抑制。

下面让我们对这种抑制所起到的作用进行考察。就植物和动物来说，情况很简单。它们受强大的本能驱使而繁衍自己的物种，这种本能不受理性的妨碍，或者说不会因为担心其后代的生活而受到妨碍。因此，由于这种自由，繁殖力于是充分发挥，而它所造成的过分结果又因空间与营养的缺乏而受到抑制，对动物和植物来说，这是共同的，但动物还要被相互残食所抑制。

对于人类，这种抑制作用则更为复杂。人类受同样强大的本能驱使而繁衍自己的种族，但理性却出面进行干预，向他们提出这样的问题，即如果无力供养子女，是否可以不生育。在平等状态下，问题也许就这么简单。但在目前的社会状态下，人们还会考虑另外一些问题。如果生育孩子，生活地位是否会降低？生活是否会遇到比现在更多的困难？是否要更卖力地干活？如果家庭人口很多，即使尽最大努力能否养活他们？是否会看着子女受冻挨饿，而自己又无能为力？是否会深陷不能自食其力的贫困之境，而不得不由他人施舍生活？

人们认为，在一切文明国家里，正是由于这些思考使许多人不能遵从及早爱上一个女人的自然法则。这种限制即使不是绝对会、也几乎必然会产生罪恶。不过，在所有社会，即使在最放纵邪恶的社会，合乎道德地爱慕一个女子的倾向也总是十分强烈，以致人口会不断增加。人口的不断增加使社会下层阶级沉沦于贫困之中，他们的境遇永远也不会因此有明显的改善。

让我们假定某个国家的生产资料，仅仅能够使其居民过安乐生活。在即使是最放纵邪恶的社会中也可见到的增加人口的不断努力，会使人口的增加超过生活资料的增加。因此，之前养活700万人口的食物，现在必须在750万或800万人口之间进行分配。结果。穷人的生活必然会大大恶化，许多穷人必然会陷于极为悲惨的境地。由于劳动者的数目也多于市场所能提供的工作机会，劳动力的价格必然趋于下降，与此同时，食物的价格则趋于上升。所以，劳动者要挣得和以前一样多的工资，就得更卖力地工作。在这种艰苦时期，结婚会严重受到阻碍，养家糊口也难上加难，以致人口处于停滞状态。这个时候，劳动价格低廉，劳动者人数充裕，劳动者不得不更勤奋地工作，这些会鼓励耕作者向土地投入更多的肥料，进行更加全面的改良，直至生活资料和人口恢复最初的比例。在这个时候，劳动者的境况会有所好转，人口所受到的抑制也会有所放松。劳动者生活境况的恶化与改善，就是如此周而复始、不断循环的。

认识肤浅的观察者不会注意到这种摆动，甚至眼光最为锐利的观察家对这种摆动的周期也难以做出估计。然而，那些善于思考而又深入研究过这一问题的人，他们都不怀疑，在一些古老的国家，确实存在这样的摆动，尽管由于相反因素的作用，摆动的幅度要比我的描述小得多，并不规则得多。

这种摆动不像预期的那么明显，不那么容易被经验所证实，其所以如此的原因很多。一个主要原因是，我们所掌握的人类历史，仅仅只是关于上层阶级的历史，而上面所说的那种摆动却主要发生在另一部分人身上。关于这些人的风俗习惯的可靠记载，几乎没有。要令人满意地记录下一个民族在一段时期内在这方面的历史，需要善于观察的人花费一生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做不间断的细致观察与研究。研究内容包括以下一些方面：成年人数与结婚人数比例是什么；限制结婚会在什么程度上使邪恶的风气盛行；与生活较优越的阶级相比较，社会上最贫穷的阶级具有怎样的儿童死亡率；劳动的实际价格如何变动；在某一时期的不同时间内，社会下层阶级的安乐与幸福会发生怎样可见的变化。

这样一部历史对于说明经常性的抑制如何影响人口是非常有帮助的，并有可能证明上述那种摆动的存在，尽管由于有许多因素的干扰，摆动的节奏也许是不规则的。这些因素包括：某些制造业兴起或衰落；农业企业经济增强或减弱；年成好或坏；爆发战争；流行时疫；实施济贫法；发明出减少劳动的方法而劳动市场却并未相应扩大，尤其是劳动的名义价格与实际价格发生差异，这种差异也许比其它任何因素更容易掩盖劳动者生活境况的变动。劳动的名义价格很少普遍下降，可是我们经常看到，当食物的名义价格逐渐上升时，劳动的名义价格却往往保持不变。这等于使劳动的价格降低了，这个时候，社会下层阶级的生活境况必然趋于恶化。资本家们却因为劳动的真实低廉，而越来越富有。资本的增加使他们能够雇用更多的人手。所以工作机会增多，劳动价格因而会上升。但是，在所有社会之中，劳动市场上都或多或少地缺少自由（这或者是教区法造成的，或者是富人容易联合而穷人不容易联合这一更普遍的因素造成的），这会阻止劳动价格上升，使其保持较长时间的下降趋势；也许一直要等到荒年，要求提高劳动价格的呼声太高时，才不得不提高劳动价格。

就这样，劳动价格上升的真正原因被掩盖了。富人们以为，他们提高劳动价格乃是在荒年时对穷人表示同情和给予恩惠，一旦年成转好，他们对劳动价格未回落的抱怨便接踵而来，尽管他们只需稍微想一想，就会明白，要不是他们联合起来压低劳动价格，劳动价格本来早就会上升的。但是，虽说富人通过不正当的联合常常可以延长穷人受苦的时间，可是却没有哪一种社会形态能在不平等的国度避免大多数人经常陷于贫困，或能在平等的国度避免所有的人经常陷于贫困。这一观点的真实性所依据的理论，在我看来是不言而喻的，所以我认为无法否认该理论的任何组成部分。人口没有生活资料便无法增加这一命题是极其明了的，无需再加以任何说明。只要有生活资料，人口便会增加，任何民族的历史都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占优势的人口增殖力如果不产生贫困与罪恶便不会受到抑制，人们在人生经验中已饱尝了贫困和罪恶这两颗苦果，而且产生这两颗苦果的物质原因似乎仍在发挥作用，这些都为上述命题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证据。

但是，为了更充分地证实这三个命题的正确性，让我们考察一下人类迄今所经历的各种状态。我想，只需粗略地加以考察，便足以使我们相信，这些命题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简要考察一下野蛮或狩猎状态--游牧状态或蹂躏罗马帝国的野蛮民族--人口增殖力大于生活资料的增长力--北迁大潮的原因。

在人类最为原始的状态下，狩猎是主要的职业，是获得食物的惟一方法。生活资料散布于广大地区，人口相对而言必然是稀少的。据说，北美印第安人两性之间的情欲比其他任何种族都弱。然而，尽管情欲较弱，北美印第安人的增殖力似乎依然总是大于生活资料的增长力。任何印第安人的部落只要定居在土质肥沃之处，有了比狩猎更为丰富的营养来源，人口就会较为迅速地增加。人们常常可以看到，在欧洲居留地附近居住的印第安人家庭，由于采取较为舒适和文明的生活方式，一个女人会生育5、6个或更多孩子，尽管在野蛮状态下，每个家庭往往只有1、2个孩子能长大成人。居住在好望角附近的霍屯督族人也是这样。以上事实证明，狩猎民族的人口增殖力大于生活资料的增长力，一旦这种增殖力能自由地发挥作用，便会顽强地表现出来。

尚待研究的是，在不产生罪恶或贫困的条件下，能否抑制人口增殖力，使人口与生活资料保持平衡。

作为一个民族，北美的印第安人绝不是自由平等的。关于他们以及关于大多数未开化民族的记载都表明，妇女对于男人要比文明国家的穷人对于富人，更完全地处于奴隶状态。一半国民就像是另一半国民的奴隶，对人口产生抑制作用的贫困照例主要落在社会最下层阶级的身上。即使是在最原始的状态下，婴儿也是需要细心照看的，但印第安妇女却不能给予婴儿这种照看，她们注定要经常迁徙，遭受种种不便与困苦，注定要手脚不停地从事各种艰苦劳动，为暴虐的丈夫预备好一切。她们有时在怀孕期间背负着孩子从事这些繁重的劳动，必然经常造成流产，而且，除了最强壮的孩子，其他孩子都很难被抚养成人。妇女除了遭受上述苦难外，还得加上野蛮人之间从不间断的战争，以及她们为了干活而不得不遗弃年老无助的父母，从而违背最基本的自然感情，在整个这幅图画中都少不了贫困这一阴影。估计未开化民族生活的幸福程度时，我们不应只是注意年富力强的士兵，因为一百个人当中才只有一个士兵，他是绅士或是财主，或是幸运儿，不知经过多少努力，才产生了这么一个幸运儿，守护神使他免遭无数危险，平安地长大成人。对两个国家进行比较时，须比较两个国家中最为相似的阶层，这才算得上真正的比较。因此，年富力强的士兵应与绅士相比较，妇女儿童老人应与文明国家的下层阶级相比较。

根据以上简要的考察，更确切地说，根据狩猎民族的历史，我们完全可以这么推论，由于缺乏食物，狩猎民族的人口是稀少的，如果食物增加，人口便会立即增加，暂且撇开野蛮人中间的罪恶不谈，正是贫困抑制了较强的人口增殖力，使人口与生活资料保持平衡。实际的观察与经验使我们知道，除少数地区和少数暂时情况外，这种抑制目前对所有未开化民族都是起作用的，同时我们的理论表明，这种抑制所具有的力量一千年以前同现在一样大，而一千年以后也不见得比现在大多少。

关于人类进化的第二阶段，即游牧民族的风俗习惯，我们所知道的情况比对未开化民族的了解还要少。但欧洲各国和世界上一切最富有国家的历史都充分证明：游牧民族也不能逃脱生活资料匮乏造成的贫困这一普遍命运。生活资料匮乏像一根鞭子驱使成群结队的西徐亚牧民离开原来的居住地，像饿狼一样四处寻找食物。在这一强大因素的驱使下，野蛮人宛如乌云从北半球各地集聚在一起，滚滚南移，搅得天昏地暗，最后遮蔽了意大利的太阳，使整个世界陷于黑暗。这些可怕的后果长期而严重地影响了世界上所有最富饶美丽的地方。追根溯源，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很简单，即人口增殖力大于生活资料的增长力。

我们都知道，游牧国所能养活的人口不如农业国所能养活的人口多，但游牧民族却非常可怕，因为他们具有集体迁徙的能力，而且常常不得不运用这种能力为畜群寻找新牧场。拥有大群牲畜的部落，现有的食物总是很充足。有时，甚至可以吃掉母畜。因而游牧民族的妇女要比狩猎民族的妇女生活得好。男子因团结协作而强悍勇猛，自信有能力通过迁徙为畜群找到牧场，也许很少为养家糊口担心发愁。这些因素合在一起，很快就产生了自然而不可避免的结果，即人口逐渐膨胀。于是便不得不更频繁地迁徙。愈来愈广阔的地区被相继占领，他们周围的荒地也日益扩大。匮乏折磨着社会中不幸的成员，直到最后不能养活全体社会成员的这一事实变得非常明显，对此谁也无法加以否认。于是年轻人被迫离开原来的部落，去开辟新的疆土，靠手中的利剑为自己获得更好的地盘。“整个世界任凭他们驰骋”，这些胆大妄为的冒险家由于目前的困苦而躁动不安，心中充满了对美好未来的憧憬，跃跃欲试，气势汹汹地要打败所有与其为敌的人。所到之处，如果是和平安宁的国家，他们便长驱直入。如果遇到与其相类似的部落，便进行一场你死我活的厮杀，他们拼死作战的勇气源于这样一种见解：死是对战败的惩罚，生是对胜利的奖励。

这种残酷的斗争，肯定会使许多部落灭绝。还有一些部落很可能由于饥困交加而自行灭亡。另一些部落则在其头领较为正确的领导下，日益强大起来，继而又派遣新的冒险者寻求更为富饶的地盘。这种为争夺生存之地而进行的不间断斗争，消耗了大量生命，但强大的人口增殖力却对此做了超量的补充，经常不断地迁徙，使人口增殖力在某种程度上得以毫无阻碍地发挥作用。迁居南方的部落虽说是通过艰苦的战争才占领了这些较为富庶的地区，但由于生活资料增多，人口和实力也迅速增加。到后来，野蛮人部落占据了从中国边境到波罗的海沿岸的广大地区。一些部落保持了自己的独立地位，而另一些部落则归属于某个蛮族酋长的麾下，这个酋长带领它们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尤为重要的是把它们带到盛产小麦、美酒和油料作物的地区，这些正是它们梦寐以求的东西，也是对其辛勤劳作的最好嘉奖。阿拉里克、阿提拉、成吉思汗及其周围的大臣们，或许是为了荣誉，为了赢得大征服者的名声而连年征战，但导致北方未开化民族大迁徙，推动他们在不同时期挥师南下，侵扰中国、波斯、意大利乃至埃及的真正原因，却是食物的匮乏、人口的增长超过了生活资料的增加。

相对于领土面积而言，某一时期的绝对人口是不会很大的，因为总有某些被占领的地区是不毛之地。但人口的代谢却似乎极为迅速，战争或饥饿使一些人丧生，然而更多的人会立即填补其位置。这些胆大妄为、无所顾忌的野蛮人，同现代人相比，也许很少担心未来的生活，因此其人口也就不受这方面的抑制。从性格上说，野蛮人天生就是无忧无虑的，除此之外，他们普遍盼望着迁徙能改善他们的处境，他们总是期待着掠夺，贫困时，甚至还有权卖儿卖女给人做奴隶。所有这些都促进了人口的增加，然后再由饥饿或战争来加以抑制。

哪里的经济状况不平等（游牧民族中很快就出现了这种不平等），哪里的食物匮乏所带来的苦难就必然最沉重地压在最为不幸的社会成员身上。妇女也必然会常常感受到这种苦难，丈夫不在家时，她们常会被人掳掠走，盼望丈夫归家的希望也总是落空。

我们对游牧民族的详尽历史不是很了解，不能确切指出食物匮乏所带来的苦难主要落在哪一部分人身上，也不能确切说出全体社会成员在多大程度上感受到了这种苦难，但我认为，根据现有的关于游牧民族的记载，完全可以说，每当迁徙或其它原因使生活资料增加时，游牧民族的人口就会增加，随后贫困和罪恶又会使人口的增长受到抑制，使人口的实际增长与生活资料的增加保持平衡。

在游牧民族中，盛行影响妇女健康的种种恶习，这必然会抑制人口的增加，撇开这点不说，我们必须承认，发动战争是一种罪恶，是贫困造成的结果，而且谁也不会怀疑，这种贫困是食物匮乏造成的。

文明国家所处的状态--现在欧洲的人口也许要比凯撒时代多得多--估算人口的最好尺度--休谟所提出的一个估算人口的尺度很有可能是错误的--大多数欧洲国家当前的人口增长都很缓慢--对人口增长的两种主要抑制--结合英国的情况对第一种抑制--预防性抑制进行考察。

接下来的历史，人类便进入了畜牧和耕种混合的状态。现今大多数文明国家仍处于这一状态，虽然两者相互混合的比例在各国有所不同。因而考察这种状态时，我们可以借助于日常所见、实际经验和每个人所能观察到的事实。

凡是有思想的人都不至于怀疑法国、英国、德国、俄国、波兰、瑞典以及丹麦等主要欧洲国家的人口现在要比过去多得多。某些古代历史学家的夸张是不可靠的。他们之所以夸张的原因是，即使是人口稀少的国家，当其人口聚集到一起迁移寻找新地盘时，也会显得异常庞大。除了这种庞大可怕的外表外，类似的迁移还会每隔一段时间就发生一次，所以无怪乎南方弱小的国家认为北方有非常稠密的人口。通过现今较为直接和正确地考察，我们知道，这种推论是荒唐可笑的，就如同英格兰的某个人在路上经常看到有人从威尔士和北方把牲畜赶到南方来，便立即断言这些地方是英格兰最富庶的地区那样荒唐可笑。现今欧洲大多数国家的人口数量之所以比过去多，其原因是这些国家的人民辛勤劳作，生产出了更多的生活资料。因此我认为，一个不证自明的命题是：如果一国的领土足够大，无需输出和输入产品，那么即便奢侈与节俭的习惯并非一成不变，该国的人口也会与土地生产出的食物保持不变的比例。在争论古代和现代国家的人口孰多孰少时，假如能明确断言，有关国家的平均产量从整体上说现在要多于凯撒时代，那么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如果我们能肯定下面的事实，即中国的土地是世界上最肥沃的，几乎全部土地都已被耕种，大部分土地每年收获两次，人民生活得很节俭，那么我们就可以十分有把握地推断说，中国的人口肯定相当多，而用不着再花时间去考察中国下层阶级的风俗习惯和早婚所受到的鼓励。不过，这种考察是非常重要的，详尽了解中国下层阶级的风俗习惯，非常有助于我们弄清抑制性因素是如何阻止人口进一步增长的，到底是哪些罪恶和苦难阻止了人口的增长超过土地的供养能力。休谟曾著文讨论古代国家和现代国家人口的多寡问题。虽然在那些研究这一问题的人当中，他最不可能被表面现象所欺骗，但我却要怀着深深的疑虑阐发与他不同的观点。正如休谟所说，他在文章中把有关原因的研究与有关事实的研究结合在了一起，可他却似乎并未表现出他通常所具有的那种洞察力，并且没有认识到他所列举的原因有些并不能使他对古代国家的实际人口做出任何判断，即使能从中做出任何推论，恐怕也会得出与休谟大相径庭的结论。

如果我们发现古代某一历史时期，鼓励成家的风气很盛，因而早婚风行，独身的人很少，则可以十分有把握地推论说，当时人口正在迅速增加，但并不能推论说，当时的人口实际上已经很庞大；恰恰相反，而应推论说，人口很稀少，还有多余的地盘和食物可以用来供养更多的人口。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发现该时期养家糊口很难，因而很少有人早婚，很多男女独身，则可以十分有把握地推论说，当时人口处于停滞状态，也许实际人口相对于土地肥力已经很庞大，几乎没有多余的地盘和食物来供养更多的人口。现代国家有许多男女仆人和其他人不结婚，休谟认为这恰恰证明这些国家的人口稀少。我的推论却与此相反，我认为这应该证明了这些国家的人口已经很稠密。不过，我的推论也不可靠，因为有些人口稀少的国家，人口却处于停滞状态。所以，正确的说法应该是，同一国家或不同国家在不同时期独身人口与总人口之比，可以使我们知道人口在这些时期是在增加，还是在减少，还是处于停滞状态，但我们却不能据此来断定实际有多少人口。不过，大多数有关中国的记载中都有的一件事情，却似乎很难与上述推理协调一致。据说，中国各个阶层的人都普遍早婚。可是，亚当-斯密却认为中国的人口处于停滞状态。这两件事情似乎是不可调和的。中国的人口确实不可能在迅速增加。中国的耕地都已被耕种了很长很长时间，很难想象土地的平均产量每年还能有很大增长。盛行早婚的事也许并不那么确切。如果早婚确实很盛行，就我们现在对这一问题所知道的而言，似乎只能这样来解释上述矛盾，即：盛行早婚必然造成的人口过剩，肯定受到了频频发生的饥馑和弃婴习惯的抑制，弃婴现象在荒年也许是很普遍的。这种习惯在古代似乎很盛行，似乎确实对减少人口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