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则一 无为而治--管理的最高境界

“无为而治”运用于现代管理界，主张采取人本管理、简单管理、自然管理、趋向管理和宽松管理等天然管理方式，达到管理的人性化、柔性化、闲适性和顺势性，追求功到自然成的管理最高境界。

无为而治

“无为而治”是老子提出来的。老子认为，治理国家应该遵循自然规律，不可逆自然行事；统治者不去干涉、管理人民的生活，老百姓自然而然地就会生活幸福。老子的无为思想影响深远，到现在仍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它要求管理者学会放权，不要干涉下属的自主经营，以一种宽松和谐的管理环境，让下属充分展现自我，发挥才，最终以下属的“有为”衬托管理者的“无为”，从而达到“无为而治”的境界。

一、震古烁今的管理智慧

“无为而治”是一种超级管理智慧，其精髓是：管理应当顺应自然，按客观规律办事，不随意妄行，不逆自然规律强为。当然“无为而治”也不是放任自流，一无所为，而是以一种最小的领导代价取得最大的管理效果。

1.道法自然，反对人为

作为中国古代的伟大思想家，老子的思想博大精深，玄奥深邃，其倾毕生精力所著的《老子》（亦称《道德经》）一书，通篇只有5000言，却字字珠玑，句句铄金，2000多年来，它像一盏智慧的明灯，划破了历史的黑暗，照亮了人们的行程。通观全书，我们可以发现，《老子》洋洋数千言的理论，其精髓却只有四个字--“无为而治”。

在这部书里，老子的政治法律思想的理论逻辑是：道法自然--无为而治--反对人为--抨击礼治和法治。这个理论逻辑的核心是“无为而治”。“道法自然”是为了论证“无为而治”，反对人为、抨击礼治和法治，是“无为而治”的必然结论。

老子认为，“无为”是一种最好的治国之法。他写道：

“我无为也，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欲不欲而民自朴。”

“无为”作为道家思想的核心，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十分深远的影响。

“无为”从字义上解释，是指无所作为，什么也不做，坐享其成。但老子却把它引申为人们的一切思想行为都要服从自然法则，即听从“天之道”。老子告诉人们，服从“天之道”的思想、行为，就是“无为”；违背“天之道”（即遵从“人之道”）的思想、行为就是“有为”。儒家的“礼治”和法家的“法治”就是当时突出的“有为”表现。也就是说，“天之道”就像一杆秤、一把尺、一个标准，符合者就是“无为”，不符合者就是“有为”。由此可见，“无为”与“有为”之分，不是不作为与作为之分，而是符合不符合自然法则之分。

汉初黄老学派的代表作《淮南子》曾举了一个形象的例子来说明“无为”与“有为”。有两个人去牵牛，一个是幼嫩稚弱的小孩，一个是力大无比的壮年。小孩牵牛时牵的是牛鼻子，牛就乖乖地跟他走了；壮年牵牛时牵的是牛尾巴，牛怎么也不跟他走。小孩的行为便是“无为”，壮年的行为便是“有为”。

2.人事天事，无为乃治

《老子》的思想蕴含着十分深刻的哲理。首先，《老子》认为“人事”与“天事”要一致，治理社会不只是人间局部之事，而应放到大自然中去考察。《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人、地、天、自然是一个整体，应遵循统一的“道”。这种思想对中国古代文化有巨大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整合”观、“和谐”观与《老子》思想具有密切的联系。其次，“天之道”实际上是《老子》主张的法上之法，是道家之“自然法”。《老子》潜在的意思是说人间统治者不是至高无上的，他们不能为所欲为，恣意横行，而是应该接受“天之道”的约束，顺应大自然的发展规律，用“无为”来治理国家。

《老子》的“无为”学说，依据的是其“柔弱胜刚强”的哲学原理。老子从农业生产和社会生活中观察到，柔弱的事物却具有坚韧的生命力，而坚强的事物却极易夭折；柔弱与刚强相比，柔弱处于优势。《老子》言：“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万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强则灭，木强则折，坚强处下，柔弱处上。”《老子》告诉人们，“柔弱胜刚强”最典型地表现在水的性能上。水看起来是柔弱的，但它可以冲决一切比它坚强的东西。老子说，水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所以，《老子》极其推崇水。

根据这种原理，《老子》主张人们在生活中也应该以柔待刚：“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惑。”人们要追求“全”、“直”、“盈”、“新”、“得”，就应当通过“曲”、“枉”、“洼”、“敝”、“少”的手段和方法。如果以“全”求“全”，以“直”求“直”，以“盈”求“盈”，以“新”求“新”，以“得”求“得”，就不可能达到目的。

老子还说，真正有德的人是自以为无德的，自以为有德的人恰恰是无德之人。即“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

《老子》以“柔弱胜刚强”论证“无为”，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它看到了柔弱与刚强可以互相转化的辩证性。“柔弱胜刚强”反应了大自然的普遍规律，因而使“无为而治”更具说服力。

3.无为行世，管理实践

“萧规曹随”是我国历史上非常有名的一个典故。这个典故通过汉丞相曹参的亲身经历道出了“为”和“不为”的真谛，它十分明确地指出了作为一个管理者“为”和“不为”的界限，读后使人有一种豁然贯通、眼前一亮的感觉。

曹参，西汉时江苏沛县人，秦朝时曾担任沛县狱吏，公元前209年跟随刘邦在沛县起兵反秦，身经百战，屡建战功。刘邦称帝后，请他去任齐王（刘邦的长子刘肥）的相国，由他来辅佐齐王治理齐国。汉丞相萧何死后，曹参继任汉丞相，并遵照萧何制定的政策治理国家。作为西汉最重要的开国元勋之一，曹参为汉朝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更重要的是，他开启了“无为而治”的先河。现在人们提到汉朝，便会想到“文景之治”，论及“文景之治”，便会想到“无为而治”的黄老之学。其实，真正实践“无为而治”并取得巨大成效的，曹参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人。“无为而治”这一学说，在当时极为盛行，但在此前从没有人实践过。曹参把它先尝试于齐国，后又用于整个国家的治理，取得了极大的成功。曹参之后，汉初几任皇帝都恪守如一，历70年不变。结果是粮仓里粮食堆满了，国库里串钱的绳子烂掉了，终致国强民富，开创了汉武帝时的大汉雄风。这种管理实践，不仅对汉朝政权的稳固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而且还对后世如何治理国家，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曹参任齐相时，天下方定，万业凋敝，百废待兴，他到任后即召集长老和儒生，了解情况，听取意见，寻求治理良方。无为而治思想的选择和运用，是曹参善于审时度势，从实际出发的结果。

曹参代萧何为相国之后，“举事无所变更，一尊萧何约束”，惹得皇帝忧心忡忡。于是出现了这样一段著名的对话：

参曰：“陛下自察圣武孰与高帝？”

上曰：“朕乃安敢望先帝乎！”

参曰：“陛下观臣能孰与萧何贤？”

上曰：“君似不及也。”

参曰：“陛下言之是也。且高帝与萧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参等守职，遵而勿失，不亦可乎？”

惠帝曰：“善。君休矣！”

从这段对话中，很多人得出曹参是因为自己不如萧何，才“萧规曹随”的。其实关键的字眼在于“法令既明”四字，既然前人已经有了一套健全而又完善的规制和大政方针，那为什么还要再重新制定呢？曹参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才建议皇上“垂拱”，自己“守职”，曹参的伟大之处也正在于此。如果高帝和萧何制定的法令像秦始皇时代一样糟糕，曹参还选择“萧规曹随”，那就要另当别论了。

曹参为将时，一直是刘邦、韩信的副手，独立作战较少，所以他虽然取得了不斐的功绩，但后人对他的评价并不高。其实，我们后人评价历史人物，不能仅仅看他对历史的直接贡献，而要从他所处的角色和地位来分析。作为一个副职，如果在他的顶头上司是英明正确的情况下，他还整天想出思路、出办法、出成果，则势必乱了全局。曹参的高明就在于能明白自己的定位，能够配合自己的上司做好自己应该做的工作。韩信东击赵，曹参留代地清扫残敌；韩信率军会战垓下，曹参留齐，击未服者。因为有曹参这样的坚强后盾，韩信才能在前线放心杀敌。曹参这样做，并不是他无能，而是他善于从全局出发，甘愿当好配角。从他后来在齐国为相和接手汉相辅佐幼帝孝惠的实绩来看，他都是一个胸有成竹的治国干才。

二、无为而为的管理规律

“无为”是针对“有为”而发的，是指顺应事物的自然发展趋势而采取相应措施的不主观妄为，是指不单凭“权力”和“法律”来实施管理，而是凭借“顺其自然”的哲学智慧进行科学管理。因而，“无为”的结果恰恰是“无不为”。这是“无为”与“无不为”之间的辩证关系。

1.遵从规律，进入自由

“无为而治”是道家的基本思想，“无为”主要有两层意思：

第一，遵从自然规律，顺从天地之道。

不妄为，不恣意行事，不用过多的法令条规强制约束，才是统治者行政的最高境界。老子说：“百姓之不治也，以其上之有以为也，是以不治。”意思是说人民难以统治，是因为统治者太胡作非为。因而，“治大国若烹小鲜”，治理大国应像煎小鱼一样，不可随便乱翻，否则会把鱼弄碎。治理国家如果玩弄权术，频繁扰民，必然会造成国家混乱。统治者要像天地那样无私，“生而不有，为而不恃，成功不居”，就是说使万物生长而不占有，推动而不自恃有恩，有所作为而不居功自喜。

第二，“无为而无不为”。

从哲学的角度讲，就是进入自由的境界。同时，给老百姓一个宽松自由的环境，无苛政之苦，无重税之忧，人民安居乐业，自然达到“无为而治”、“无为而无不为”、“为无为，则无不治”的理想境界。

总的来说，“无为”，并不是无所作为，而是强调统治者的行为要顺应自然和人性，不强作干预，不横征暴敛，让下属和老百姓各得其所，各尽所能，相安无事。老子认为，最好的政策应该是“清静无为”，不好大喜功；要使一个国家安定大治，就要像对待井水一样，尽量不要搅动它，否则会淤泥残渣泛起。因而，“无为”不但不会有什么疏失，而且还能补救“有为”之弊端，抑制违反自然的行动。

老子之道的最根本规律就是自然，即自然而然。既然道以自然为本，那么，对待事物就应该顺其自然，无为而治，让事物按照自身的规律自由发展，不对它横加干涉，不以有为去影响事物的自然进程。只有这样，事物才能正常存在，健康发展。如果人为干涉事物的发展进程，按照某种主观愿望去干预或改变事物的自然状态，其结果只会是揠苗助长，自取其败，因此，明智的人应该采取无为之道来养生治世。

当然，“无为而治”的“无为”，决不是一无所为，什么都不做。而是不妄为，不随意而为，不违道而为。相反，对于那种符合道的事情，则必须以有为为之。但所为之为，都应是出自事物之自然，无为之为发自自然，顺乎自然；是自然而为，而不是人为而为。所以，这种为不仅不会破坏事物的自然进程和自然秩序，反而有利于事物的自然发展和成长。

2.清静无为，无为自化

“无为而治”强调顺应自然，按客观规律办事，不随意妄行，不逆自然规律办事。老子说：“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下德为之，而有以为。”在自然无为的状态下，事物就能按照自身的规律顺利发展。

依据老子的理念看世间万事万物，其生长、发育都是自然而然的事。天地万物如此，人的思想行为方式也应该如此。人要按照“自然”和“无为”的本性，保持“清静无为”状态，把握好自己的思想情绪和行为尺度，遵从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而不以自己的主观意志横加干涉，使之最后出现“无为而无不为”的局面。天下之事物极必反，阴极生阳，阳极生阴。汉代史学家司马迁称老子的这种思想为“无为自化，清静自正”。

历史上很多成大事者常以柔弱自处，大智若愚，反而大功告成；而一些锋芒毕露，其势如虹者却身败名裂。很显然，这里所说的“无为”，不是说什么事都不做，而主要是指处事不以个人的主观意志代替客观规律，积极引导其自然发展，最后达到水到渠成的目的。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做，决不可能把事情办好。唐代李世民选择“清静无为”的思想作为治理天下的指导方针，坚持“以静养民”的治理方略，造就了“贞观之治”那样稳定而又繁荣的局面，但也并非什么事都不做，而是对外不侵略，对内不扰民，不加重百姓税赋，让百姓休养生息，才出现“无为而治”的效果。

当今世界，无数人都想有所作为，但机关算尽，也难以成功；有的不择手段拼命积累财富，但黄泉路尽，也带不走一分一毫；有的人企图用金钱药物延长寿命，却促成了夭亡短寿。所有这些，都是因为私心欲念太重，刻意追求自己的目的，无法达到“清静无为”的境界而造成的恶果。

3.柔性处世，无为做人

“无为”思想表现在处事做人方面，可以显现出一个人的涵养和智慧。做人的最高层次是大智若愚，大敏若讷。我们常常在社交场合见到那些锋芒毕露、爱出风头、爱表现自己的人，他们其实并非智者。

事实上，人在公众场合并不需要太多的言行表现，有道是：“此时无声胜有声。”默默无言的稳重态度，无形中就能赢得人们的好感，在某些情况下，你的不言不语，沉默寡言往往能给人造成一种威慑感和神秘感。靠此感觉去征服他人的意志，做你希望做的事，达到你的预期目的，虽然表面上没有积极主动地采取任何行动，而实际上，也正是没行动才是最有力的行动。这种“无为”，其实是“有为”。

“无为”表现在为人处世上的另一个特点就是以柔克刚。比如说，一块巨石落在一堆棉花上，则会被棉花轻松地包在里面。以柔克刚，两无损伤；但若那块巨石落在另一块巨石上，以刚克刚，则会两败俱伤。

一般来说，性格刚烈之人，其情绪均好激动，情绪激动则很容易缺乏理智去做或不做某些事情，这便是刚烈人的致命弱点。俗语说：“牵牛要牵牛鼻子，打蛇要打七寸处。”对待刚烈之人应以己之长，克其之短，如果以硬碰硬，势必会使双方共同失去理智，头脑发热，做出令人后悔莫及的事来；倘若以柔和之姿去面对刚烈火爆之人，则会是另一番局面，就像是细雨之于烈火，烈火熊熊，细雨濛濛，虽说不能当即将火扑灭，却能有效地控制住火势，并一点点地将火灭去。

有句俗话叫“四两拨千斤”，讲的也是以柔克刚的道理，世间之人百人百心，百人百性，我们只有加强自己的修养，培养自己的美好品德，才能在这波诡云谲的纷繁世界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春秋末期，郑国宰相子产在治理国家上就采用了以柔克刚的方法。

郑国是一个小国，国力较弱，要想在大国林立的情况下求得生存，增强国家的实力刻不容缓。子产提倡振兴农业，兴修农事。同时征收新税，以确保有足够的军费供应和给养。

刚开始征收新税，民众怨声载道，甚至有人扬言要杀死子产。朝中也有不少大臣站出来表示反对，而子产毫不理会，新税照常征收，子产又实施了振兴农业的一些办法，因此很快农业得到了发展，民众由怨到赞，渐渐宾服。

可见，子产避免与反对派发生正面冲突的以柔克刚无为之策，却取得了宾服民众、振兴农业的有为效果。

4.不为而为，正是有为

老子说：“爱民治国，能无为乎？”老子的这种“无为”作为一种政治原则和行动方式，其基本特征就是“因其自然”、“不越性分”。而从主观方面来说，就是不要有主动兴事造作的意愿，其行为不是出于一己之私利，而是因百姓之思而思之，因民之利而利之，因民之患而去之。就是“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虽有思有为，却不是出自圣人的主观意志，因此，实际上可谓是“无为”。

老子认为，圣人要想“取天下”、“治天下”就一定要运用“无为”思想。老子提倡“无为”，其形而上的依据是“道常无为而无不为”，其现实政治理由是“我无为而民自化”、“为无为，则无不治”。这里的“无为”，实际上就是一种以最小的领导行为获取最大的管理效益的高超管理艺术。这种管理艺术，对当今的管理依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在我国古代，有许多人认为政治上的“无为”就是指无所作为，放任自流。这是很荒谬的，因为既行政，就必然会有官员贪污腐败、为非作歹。对于这些自发的“恶”，如果也“因其自然”，那就是助纣为虐了。北宋《老子》的注家在鼓吹“因其自然”的思想时，极少注意到其消极影响。但当时有一个人在谈到“因物之自然”时，明确提出要消除其消极思想，他就是著名的“三苏之一”--苏轼之弟苏辙。可惜的是，宋徽宗却把无为当作无所作为，终致奸臣当道，民不聊生，将大宋江山毁于一旦。

北宋皇帝宋徽宗自谓喜爱“无为之道”，但他的理解却与老子的精神南辕北辙。在《御解道德真经》中，宋徽宗将老子的“无为”和“因其自然”解释成了消极地顺应自然，完全放弃所为。据他的看法，“大智并观，乃无不可”，“道本无相，孰为徼妙？物我同根，是非一气”，无为就是“因其固然，付之自尔”；认为就像季节的更替一样，都是不需要人力作用，自己就可以完成。他误认为，只要他做到“因其自然”，就是一个好皇帝，而他所“因”的“自然”（即大臣们的各种行为）是好是坏，完全不需要他去分辨。不立一物，不废一物，他完全忘记了老子所谓：“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的教诲，而直接步向了另一个极端。他对天下治乱采取的这种完全不负责态度，以及他对善恶的不加分辨，实际上是促进了恶势力的发展。其结果是奸臣当道、民不聊生，最后导致了北宋王朝的倾覆。

可见，无为并非不为。不为而为，正是有为，不为的真正目的就是为了有为。

三、最高境界的领导管理

“无为而治”的深层涵义就是通过不作为而作为。它的主旨是服务、疏导，而不是滥用特权。因此，“无为”并非要领导者什么事都不做，而是要领导者在工作中应有意识地授权、放权，把权力交给人民，让每个人都充分发挥积极性、能动性去做自己份内的事。

1.无为管理，自然而为

“无为而治”的思想，运用到管理实践中，并加以实际转换，可以为领导管理增添新的活力。

第一，无为而治是管理的最高境界。

老子说：“道常无为而无不为”。这里的“无为”是指不妄为，顺其自然的态度。也就是说，道是自然的，所以常无为，然而正是这种无为的道生成万物，所以又无不为。就道生成万物的无执无施、无意无为而言，“道”是“无为”的。就天地万物无不是由“道”生成来看，“道”又是“无不为”的。“道”是无为与无不为的统一，是以“无为”达到“无不为”的手段。无执无为，则万物各任其能，各适其性，同归于化。老子认为，如果人不依自然本性行事，完全按照人的功利原则去设置行动目标并为实现这一目标而采取盲目行为，那就必然导致人性的异化，产生大量的虚伪、丑恶和荒诞现象。老子所说的无为，并不是放任自流，而是一种在更高层次上的顺其自然的行为。

庄子继承了老子的无为思想，并把无为具体化为三个层次：无己、无功、无名。《庄子·逍遥游》说：“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讲的就是无为境界，那么，人们如何达到这一境界呢？庄子说圣人才能做到“无己”、“无功”、“无名”。

“无己”包括两个含义，一是精神自由，一是排除个人成见，一切顺应自然，是属于无为范畴的。

“无功”即为主观上没有主动做事的愿望和建功的行为，但在客观上却使万物各得其所，终致建功，这可以说是由无为实现了“无不为”。

“无名”也是讲“无为”，相较于名而言，“无名”属于本然的东西，而名属于人为的东西，实为主，名为宾，圣人应该有其实，摒其名，抛弃人为的东西。做事不注重名利，而注重实效，踏踏实实做实事，多一点实干精神，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为地方经济发展着想，处理好名与实的关系。只有这样，才是真正达到了“圣人无名”的境界。

第二，“无为而治”在公共管理中的体现。

老子认为，治国不能违背人的自然本性。对黎民百姓的管理应当师法自然之道，既不可违背自然规律而妄为，亦不可离开客观实际而强为，而应以“无为”而达到“无不为”的目的。老子和庄子反复强调，天道自然无为，人道应该遵从天道，顺应自然，实践“无为”。老子提倡的“无为而治”并不是放任自流的管理方法，而是一种以最小的领导行为取得最大的管理效果的积极进取的管理方法，它是管理的最高境界。

老子进而指出：“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而弗始，生而弗有，为而弗恃，功成而弗居。”这里的“处无为之事”，即是以“无为”原则去处理一切事情。老子认为，“无为”，才“无不为”；恣意妄为，不仅无所为，还会招致灾难。当然，社会人生总离不开主动的作为；但这一切都必须遵循规律，绝不容强行妄为。老子提倡行不言之教，所谓不言之教，并不是摈弃言教，只是因为“希言自然”和“多言数穷”的缘故。教有言教和身教，而且身教重于言教，不言之教，即为身教，这在管理中成为重要的管理思想。

除此之外，老子对管理者还进一步提出了“四不”、“三宝”的“无为”要求。何为“四不”呢？从正面讲：“自见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不功，自矜者不长”。从反面讲：“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自我表现，自以为是，这类轻躁炫耀之举违背自然，违背规律，乃是附痈赘疣之类，必须革除。老子认为，做到“四不”也就做到了“无为”。那么，什么是“三宝”呢？老子说：“我恒有三宝，持而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即仁慈、节俭、谦让的品格。

实践证明，自是者必败、自矜者必亡。自我表现，自以为是，自我吹嘘，不符合客观事实，应当避免。领导干部应做到“四不”，用事实来说话，同时还应当具备仁慈、节俭、谦让的品格，这与社会主义道德提倡的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相一致，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老子“不敢为天下先”的思想，固然限制了人们争创先进的积极性，但换一种思维想想，有德之人，凡事谦让居后，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保存自己，以求发展，这不仅是自我保护的一种方法，也是落后地区、落后国家厚积薄发的一个法宝。

行不言之教，对于领导干部身体力行，做群众的表率具有重要意义。

此外，老子还提出虚静即是“无为”，虚静不仅是老子的养生之道，也是老子的管理之术。如何“虚静无为”呢？虚静无为关键在于对管理工具的操作与运用，把管理工具归结为义、理、法，君主只要操纵这些工具而不用特别作为，即可实现“无为而无不治”、平治天下的目标。

第三，“无为而治”在公共管理中的现代价值。

老庄认为，人类的终极目标不是满足自己的私欲，而是要达到与整个宇宙合而为一的体验。作为自我，只有顺应宇宙的动态平衡、一体和谐的法则，自然无为，无私无欲，才能发挥个体生命的创造天赋，对人类事业有所建树。

鉴于此，领导者应遵循客观规律，建立合理的机制，吸收老子“无为而治”的思想，既不随心所欲的去“妄为”，亦不能脱离实际去“强为”，而是顺其自然，因势利导，创造良好和谐的环境，不逆自然法则，不人为地去设置障碍，不居功自傲，不看重名利，做到了这些，才是参透了“无为而治”的本质，才能领导一方人民休养生息繁荣富强。

第四，“无为而治”的本质是不可扰民。

《老子》认为，政府的职责在于辅助人民，如果管理者能够功成身退，百姓便不会感到政府的压力，反而觉得是自我发展的结果。故“悠兮其贵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在人民感觉不到政府干预的情况下，大家都会觉得十分的自由自在。《老子》又说：“希言自然。故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老子认为，为政不扰民，扰民就不合于自然了。因此，如果政令烦苛，犹如飘风骤雨，对人民构成侵害，那统治就不能持久。

《老子》还说：“其政闷闷，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意思是政治越苛察，则民风越巧伪；政策越宽松，百姓越安居乐业，人心越淳朴。《老子》认为，天地是不偏不私的，任凭万物自然生长，“圣人”也应不偏不私，任凭百姓自已发展，所以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

第五，清静无欲与“无为而治”。

老子生活的时代，统治阶级追求骄奢淫逸的生活，他们沉溺于官能的刺激，追逐声色之娱，不顾人民安危。老子提醒为政者应在多欲中求清静，他说：“清静为天下正。”可见，“静”的作用在老子看来是多么的巨大。他又说：“不欲以静，天下将自定”。意思是说如果不被贪欲所困扰，就能达到清静的境地，也就是“无欲”的状态。统治者“清静寡欲”，社会自然能安定。“无欲”并不是完全排除本能性的欲望，而是要消解穷奢极欲。老子着重指出：“治大国，若烹小鲜”。老子在这里用煎小鱼的比喻来喻示治理国家应以清静为原则，不可搅扰百姓，然而，老子当时看到的却是统治者过度的奢侈靡烂的生活，以及急躁轻率的作风，他认为统治者必须持守“静重”，虽享有豪华的生活，却应安居无欲，这才是清静的表现。

第六，“无为而治”与自然放任。

老子的“道”是一种预先的设定，一种期望，借以安排和解决人世的种种问题。“道”的设定破除了神灵创世说。当道普及为人世的行为准则而被解释为“自然无为”时，便产生了一种自然放任的思想，从而把人从古代宗教迷信的桎梏下彻底解放出来。这种充分自由的思想要求统治者实行不干涉主义，使百姓有最大的自主性，允许特殊性、差异性的发展。即允许人的人格和愿望在不损害他人利益的前提下充分发展。对于执政者来说，“无为”就是要消解独断意志和专断行为的扩展，以阻止其对百姓权利的胁迫和并吞。当今社会，人类生活的异化现象十分严重，并正成为全世界的普遍忧虑。权力支配个人的生命，导致个人无助的情形随处可见；在这种情况下，老子“无为而治”的思想，仍具有积极的时代意义。

2.顺势领导，创造共赢

对于领导者而言，其目标就是带领组织创造成绩并维护组织的利益，要实现这一目标，无为而治的管理思想不可不学。具体而言，运用“无为而治”思想，可以创造企业顺势领导，实现共赢的局面。管理的最高境界就是无为而治，以无为实现最后的有为。

第一，“无为而治”与领导者决策。

“无为而治”换一种说法就是指顺应客观态势，尊重自然规律。所谓顺应客观态势，就是要领导者在工作中不做任何违反自然规律、有损道德规范、触犯社会法律以及违背人民利益的事。所谓尊重规律，并不意味着领导者可以对一切事务坐视不管，放任自流。相反，领导者应该主动去认识并探求事务发展变化及领导活动的内在规律，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开展领导活动；尊重规律还意味着领导者在做决策时不能只按自己的意志独断专行，必须尊重组织全体成员的意愿。当今的领导者之所以在有些时候觉得领导工作棘手，主要是因为他们把自己的意志强加在了组织成员身上，继而导致一些政策、法令难以贯彻执行。所以，领导者要讲求民主，在决策时要充分考虑到组织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组织成员及服务对象的意愿，不能处处只为自己和少数人着想。领导者的全部决策和计划都应该尽最大可能照顾大多数人的利益。当然，领导者的决策与计划最初并不需要所有人都认可，但最终的结果应该是以组织、组织成员和社会之间的共赢为目标。

第二，“无为而治”与领导者行为。

如前所叙，“无为而治”，并不是说领导者可以不作为就能达到治理的效果，而是说要“有所为，有所不为”。老子说：“爱民治国，能无为乎？”一个领导者肩负着人民的重托，要治理一个单位、地方或国家，能什么都不做吗？很显然，他必须有所作为。老子“为”的最高原则是“为无为”。“为无为”是这样的一种“为”：在不该为的时候就不为，在该为的时候就要为。这是一种恰到好处的造诣，它体现的是尊重事物的发展规律，顺应历史潮流的巅峰智慧。由此可见，老子所讲的“无为”不是消极等待，毫无作为，而是以“无为”的态度去“为”，“无为”只是一种现象和手段，最终要达到“无不为”的理想境界。随着组织规模的发展与壮大，社会复杂程度的不断加深，领导者会越来越多地陷入各种纷繁的事物中不可自拔，实践证明，领导者的过度干涉只会物极必反，致使整个组织和社会陷入僵化和混乱之中。因此，现代的领导者必须按照科学的方法去“为”，在工作中要抓主要矛盾、抓中心、抓关键。把主要精力放在“掌舵”而不是“划浆”上，这才是现代的领导者所应该做的“正确”的事情。

第三、“无为而治”与领导者权力。

领导者的权力应该用于为人民谋福利，而不应该成为特权的标志。有些领导者因为有权在手，所以经常利用手中的权力干预组织成员的意志、行为。这种干预是对组织成员的一种压抑，也是对潜在秩序的一种破坏，它妨碍甚至损伤了组织成员的创造性与积极性。

随着人们受教育程度和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的自主意识、认知能力都有了极大的增强。原来只有领导者才能做的事情，现在由下属就可以做，而且可能会做的更好。授权、放权并不代表领导者就无事可做了，就不需要领导了，相反，人们更加需要领导了，只是此时的领导者应该去考虑宏观的、重大的事情。如此，自上而下各司其职，社会才能繁荣昌盛。

四、现代管理的成功窍门

“无为而治”的管理智慧，在今天更具有时代的意义。在现代社会的管理形态中，只要把“无为而治”的理念与时代的精神加以结合转换，就能使现代管理创造出无穷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1.简单管理，借力领导

老子将“道”视为宇宙之本，而道之本性则是“常无为而无不为”，即“道”对于宇宙万物是“恃之而生而不辞，功成不名有，衣养万物而不为主”。老子“大道无为，无为而治”的思想对现代企业经营管理有很大的启发。从现代企业管理的角度看，老子的“无为而治”思想，至少包含有如下五层意义。

第一，有为无为，顺势而为。

“无为而治”在管理上的应用，同样要求企业管理者顺应自然规律，顺应事物发展的方向，因势利导，借力使力达到成功。作为一个企业经营者，应该充分认识并运用经济周期、行业发展周期、产品生命周期等经济规律，充分考虑到项目投资的风险，在发展与调整的关系上把握好周期规律，以适应企业发展的需要。世间万物都有其固有的规律性，只要你在实践中做有心人，不断摸索，久而久之，掌握规律，顺势而为，熟能生巧，就一定能达到预定的目标。

第二，宏观有为，微观无为。

老子的“无为而治”，并非是放任自流，毫无作为，而是“有所为有所不为”，即宏观有为，微观无为。也就是说，管理者在“小事”上应有所不为，而在“大事”上应有所为，只有在“小事”上有所不为，然后才能在“大事”上有所作为。

现代社会，是一个信息爆炸的社会，面对大量的信息干扰，一个企业的管理者应学会取舍，绚丽的市场上充斥着令人眼花缭乱的投资机会，决策要服从于自己的核心能力，防止掉入“事事欲有为，事事不可为的陷阱”。企业在介入某一产业时不是服务于所有客户而是要进行取舍。

一个优秀的现代企业领导者，要做到在“大事上有所为，在小事上有所不为”，就必须在使用干部上实行“君无为而臣有为”的管理方法。在中国古代，人们从历代治国成效经验中，早已认识到“君闲臣忙国必兴，君忙臣闲国必衰”的道理。所以，在管理之道上，黄老学派主张“君无为而臣有为”。在用人上对于贤臣必须高度信任，充分放权，做到“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充分调动与发挥企业各级管理者和全体员工的主动精神和创造意识，不越俎代庖，不横加干涉，只有这样，才能调动各级员工的积极性，达到“不为”而“有为”的效果。

第三，有为于前，无为于后。

企业管理的无为而治，在高层是指宏观控制，而非事必躬亲，在基层则是顺其自然，而非逆自然行事。高层管理的所谓宏观控制就是引导企业不偏离自然发展的方向，发现问题及时纠正。而不是事后控制或事中控制。可惜大多数的事业经营者均未能体会到这一点，等到企业出现了重大的损失才寻求弥补，这时是亡羊补牢，为时已晚。

管理者应该把企业的痼疾根治于萌芽状态，而不应像对待病重患者那样，病入膏肓时才动大手术。

第四，攻克难关，借力而为。

很多管理者思想上都存在一个误区，认为只有拥有大量的资源，才能大展宏图。事实上，办实业并不在于你已拥有多少资源，而是在于你能利用多少资源，整合多少资源，要善于借力。在占有资源上要行无为之事，在利用资源上要有所作为。

证明一个管理人员优秀与否，并不在于你多么会做具体的事务，因为一个人的力量毕竟是有限的，而是在于你能否借用他人的力量和集体的力量来攻克某一个难关。聪明的人总会利用别人的力量获得成功。领导者最大的本领就是驾驭人才的能力。

第五，少管多放，稳定增强。

老子说：“治大国若烹小鲜。”治国必须坚持政策的一贯性，政策多变则扰民。企业管理亦然。在管理中运用这个原理应注意以下几点：

（1）少管出效益。管理实际上是对人的一种管控活动。控制的最高境界是少控制、不控制。如果管理部下时“天天翻动小鱼”，只能取得适得其反的效果。

（2）管理的简单化、标准化。所谓少管不是不管，而是管理者要抓住管理的关键。这个关键是管理者的角色定位，做自己职责范围内的事，不越权管理、不越级管理。企业管理者应透过复杂的表面现象，洞察问题的本质，化繁为简，使管理简单化。此外，要想管得少又管得好，还必须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将复杂问题简单化，将简单问题标准化、程序化。因为人都是有弱点，有感情的。而制度呢？却能起到人所不能起到的作用。

（3）建立合理预期。合理预期，是一个企业赖以长期发展的基础。假若一个企业发展策略不固定，波动易变，就会使员工、供应商、顾客无法建立合理预期。没有合理预期，企业的员工及与其合作的利益相关体的行为就会变成短期行为，而短期行为会使企业的稳定性减弱，风险因素增强。

2.人性管理，功成不居

现代化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时期的一种形态，现代化管理则是这种形态下实施合乎人性管理的一种追求。管理必须合乎人性，否则有悖人类发展的目的。只有利润，只有绩效，一切讲责任，一切讲效率，而人人不得其安的管理违背了人类的初衷，只会被人类所摒弃。

管理只有合乎人性，只有顺乎人性的要求，才能达到管理者希望达到的境界。

人都是喜欢自由的。梁启超在参透“无为”的意境后，将其解释为“别管他”。他说：“俗语‘别管他’，文言即是‘无为’。”

“别管他”好像与“管理”两个字有点不沾边，是的，但我们别忘了“管理”后面还有一个“理”字，不要管他，却不能不理他。“理”是什么？“理”是孟子当年所说的“敬”，孟子说：“有礼者敬人”，希望所有管理者，都应该“看得起”（敬）员工。

既然管理应该以看得起部属为出发点，那么，管理者便不应该只重自己的权威，一心只满足自己的权力欲；而是应该运用老子的“无为”管理，因为“无为”才是最合理的“看得起部属”的人性表现。

当然，“无为”不等于“一事不做”，什么事情都不做，哪里能够“无不为”？再说，人是天生要动的，做事才合乎人性，管理者什么事情都不做，等于违背了自己的人性，如果真是一事不做，那又何必要这个管理者？

管理者应该做的是“放手支持员工去做事”。员工的“有为”，正是管理者的“无不为”。那么，怎么放手支持员工去做事呢？最好的方式就是看得起他，相信他可以做得很好，所以正确的态度即是“别管他”，但是更重要的是下面一句：“要好好理他！”

管理者敬重员工，员工便会敬岗爱业，各尽其责，其结果便是整体绩效的提高，而不至于像个人英雄主义者独断独行那样，竭尽全力也只能发挥一个人的智能。

一般说来，凡是员工能够做得好的工作，管理者都不应该去做，否则便不符合“分层负责”的精神，也不合乎“分工专职”的原理。

如果遇到另一种情况，管理者则应该挺身而出，拿出办法来，把事情做好。那就是当下属不能做或者做不好某件事的时候，这时下属由于自己做不好或不会做，自然很乐意接受指导和协助，心里既不反感，接受命令就不会有所抗拒，这能无形中显示出你的权威。

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管理者怎样判断员工能做不能做，愿意做不愿意做？假若判断错误，岂不纵容了员工的懒惰行为？

孟子教给人们的办法是用“不得已”来解决这个难题，他说：“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不是别人不会说，更不是我比别人说得更好，而是此时此地，别人都不愿意说，我不得已才说的！这种古道热肠，正是一种道德上的责任感，我们称之为使命感，或者道德勇气。

管理者必须具备这种道德勇气和使命感，但如果管理者的这种使命感太强，员工就会越来越缺乏使命感。因为管理者权大位高，员工是争不过的，所以干脆成全他。员工用自己的缺乏使命感，来满足管理者无敌的使命感，这是整个组织有气无力的主要原因。

庄子更进一步，把孟子的辛酸苦涩，化之于无形。他说：“无门无毒，一宅而寓于不得已，则几矣。”一个人不走门路，不刻意营求，心灵凝聚而处理事情寄托于不得已，这样便是合乎人性的做法。他又说：“且夫乘物以游心，托不得已以养中，至矣！”管理者必须顺应事物的自然而悠游自适，寄托于不得已而蓄养心灵的和谐，才是最好的表现。

庄子所说的自然，重在“自”字。万物有其各自的性，必须顺性自由发展，以求各得其所，千万不要添加人为的伪，否则便不自然。管理者主观上绝对不能有“有为”的欲望，更不能把员工的成就当成自己的成就。

孟子和庄子所处的时代，当然不如现代这么自由。人力的素质也远不及现代。在物质生活日趋获得改善、追求自由越趋强烈的情况下，管理者更需要无为而治，亦即非不得已，不亲自动手。任何行动，都是不得已而为之，才能体现“无为”的宗旨。

老子说：“明王之治，功盖天下，而似不自己。”管理者如果能够抱持“不得已”的心态，那么，就是自己的功盖天下，也会看得好像与自己毫不相干。这种“不与部属争功”的素养，正是“无为而治”的基础。

假若管理者有心争功，便有可能霸占所有表现的机会，而不会给员工任何机会，结果团体的力量便无从产生。管理者也可能尽量诱使部属工作，而把他们的功劳掠为己有，弄得员工怨声载道，誓死下不为例，这样便会严重损伤团队的士气。管理者的有为，造成了整个团队的无为。

反之，假若管理者并无立功的心意，转而鼓励、支持员工有所作为，则员工成功的机率大，成功感也强烈，这样才能充分发挥员工的积极性，使“无为”凸现成果。

管理者“功成不居”，“为而不有”，凡事“不得已”才为之，便是无为而治的现代意义。

“无为而治”的现代标准，表现在“团体内的人员，都能够自发自动去努力达成目标”。自动化是现代管理的目标，但是世界上到现在为止，只有生产自动化、程序自动化、办公室自动化，还没有那一个国家，讲到人力自动化。我们先哲的理想“无为而治”，却早已指明“无为”便是“自动化”，“无为无不为”则是人力自动化的具体表现。

现代化的管理，必须以人性为基础，视人为人，完成人力自动化，亦即达成现代化的“无为而治”。

“无为而治”是一种高层次的管理手段，只有参透其中奥妙者，才能运用自如。那些无法忍受平淡，不能抛却名利的人，是一辈子也达不到“无为”的境界的。

3.自然管理，功成事随

《老子》的核心思想是“无为”。这个“无为”不是一个消极的等待，消极的无所作为，而是要积极的去把握事物的客观规律，去正确的引导它，使它得到一个正常的发展。

古语说：“君道无为，臣道有为”，意思是说最高的领导应该是无为的，但负责具体事务的大臣应该是有为的，也就是“政在四方，要在中央”的意思。中央集权并不等于中央包办一切，具体的事情都由四方来做。但是要在中央，要是什么？要是纲要，要领，关键。毛泽东说：“领导者的责任，归结起来，主要地是出主意、用干部两件事。”所以，无为对于一个领导者来说，是主导的无为，目的是为了更好的调动被领导者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这在现代管理中有积极的意义。

管理的最高境界是《老子》里说的“道法自然”，什么是道法自然呢？老子说：“功成事随，百姓皆为我自然”。意思是说事情做成功后，老百姓感觉这是很自然的事情，没有感觉到你在强迫他们做，也没有感觉到你在驱使他们做。

美国有一个著名的科技智囊集团叫做“贝尔实验室”，这个实验室有10个方面的研究工作名列世界第一：发明第一部电话机；发明第一架电传机，并因此获得诺贝尔奖金；设计第一个通讯卫星；发明第一只太阳能电池；应用激光技术；发明第一部高传真电话唱片；发明第一盘有声唱片；发明电视传真电话；发明真空管；研究微型集成电路等。令人感到惊奇的是，拥有这么多一流科研成果的机构，其管理指导思想却是中国《老子》的哲学思想“无为而治”。来到贝尔实验室，一进大门就可以看到“无为而治”这四个中文大字，下面则是对“无为而治”的英文说明：“最好的领导者是能帮助人，又让人感到不需要他。”贝尔实验室的一个领导人解释说，领导人的责任要做到你在领导别人，却又要让别人并不认为你在干预他，领导者在实际工作中如果事事过问的话，会让下属感到自己不被信任，难以充分发挥他的主观能动性。所以领导者的“有为”往往会扼杀部属的创造性。“无为而治”的目的是调动和发挥所有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

有的领导把各部门分工责任明确后，就不再去干预了，由各个部门各司其职，领导只是掌握总的原则和政策，这就是“政在四方，要在中央”的典型应用。

事实上，每个领导者都不希望上级或者别人来干预自己的工作。每个被领导者也不希望事事被干涉，如果什么事情都要请示，那么，这个事情就干不好了，所以，作为领导者，一定要放得开。“无为而治”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对我们领导者在文化修养和素质上的一个考验，人文精神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让我们能够有一个宽大的胸怀。

具有这样的胸怀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尤其是作为一个领导者。因为政在四方，具体的事情要大家去做，要在中央，责任是要你来负。也就是说，干事的时候你可以不管，但出了问题你却应该主动出来承担责任。

国内一家著名企业的老板有着这样一个习惯：不论身处国内外任何地方，他每天只有下午三点半到五点之间的一个半小时会开通自己的手机，一天之中的其它时间都是完全不接听手机的。面对很多人的质疑，他反问说，一家企业有多少起火冒烟的突发性事件？如果几率很低，当然不值得为如此之低的几率而令老板做信息的奴隶。而且即使有突发性事件爆发，企业首先依赖的应该是一套有针对性的危机处理机制，而不是仅仅依赖于老板的个人智慧。

这位老板可谓是一位深谙“无为而治”经营哲学的领导者。

“无为而治”的经营哲学，实质上就是以领导者对伦理和治理层面的精心设计来换取在企业管理活动中的授权和超脱。“无为而治”的实践背景，是能否尊重市场经济下资源自由流动、有机组合的大规律，将外部市场的竞争机制导入内部市场，让“看不见的手”指引企业领导的管理行为。因此，有为或者无为不是割裂开的，正如老子所言：“有无相生”。有为是蕴涵在无为之中的，无为是驾驭在有为之上的。

4.诚信管理，价值为天

老子的无为思想在现代管理上的运用无疑是建立在科学之上的，科学理念是管理的基础。但是，在这种科学的背后，老子的智慧却是将管理引入新境界的“大道”。不过，老子的智慧不是可以即学即用的工具，而是一种需要认真钻研，仔细体会的学问。

那么，将老子的“无为”思想运用到现代管理中，究竟有什么现实意义呢？

第一，要想实践老子的“无为”思想，就必须准确地理解老子的辩证思想。将老子的“无为”思想运用到现代管理艺术中，就是将日常事务的管理权下放，充分调动下属的工作积极性，管理者不置身于琐事，不费力于枝节，而以自身的模范行动影响组织的共有价值观，在平和自然的气氛中实现组织的目标。但是，无为而治并不是排斥任何管制行为，而是要把握好组织行为的性质和程度，以不破坏事物的自然状态和保障人民的正常生活为原则。

西方学术界起初在翻译和介绍《老子》一书时，往往是从字面出发来理解，从而偏离了本义。对此，英国著名科学史家李约瑟曾指出：“所有的翻译家和评注家都把‘为’字直译为‘行动’，于是道家最大的口号‘无为’就变成了‘没有行动’，我相信大部分的汉学家在这一点上都错了。无为在最初原始科学的道家思想中，是指‘避免反自然的行动’，即避免拂逆事物之天性，凡不合适的事不强而行之，势必失败的事不勉强去做，而应委婉以导之或因势而成之。”李约瑟对“无为”的理解，深得老子思想的要领。老子的“无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有所为、有所不为”，“不为”是手段，最终还是要实现“有为”的目的。

实践老子的“无为”理念，要结合现代科技的发展，使之融汇于现代管理之中。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办公自动化和信息化迅速发展，虚拟空间的存在也日益渗透到管理实践中。许多管理学专家描绘了这样一幅画面：由于信息技术的日益进步，未来企业的办公室内，看不到一个员工，有人选择在家或工作室工作，有人在外面拜访客户，所有的工作都可以通过网络进行。种种发展迹象表明：虚拟的办公室工作状态，已逐渐成为发展趋势。这种趋势，恰恰也为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它打破了传统的权威管理和严格管理，意味着组织的分权，把权力从领导者手中分散到组织成员手中，成员获得了独立处理问题的机会。

事实上，虚拟办公室的发展前景，正好为现代管理者进行“无为而治”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到那时，领导者的任务就是支持、协调、指导成员的工作，并尽最大可能激发成员的智慧。这时领导就是集体智慧的网络，大家通过网络分享信息，形成一种“无为管理”的管理理念。所谓“无为管理”并不是取消管理，而是管理进入更高层次和更高的境界，人人都是管理者，都是重大决策的参与者，也是决策的执行者。管理达到如此境界，才能使领导者摆脱日常事务，面对未来，纵观世界，审时度势，筹谋大计。这种新型的办公模式，能使领导者摆脱冗繁的事务，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无为”，是一种社会的进步。

第二，老子“无为而治”思想的哲学理论与现代管理之间的关系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治大国若烹小鲜，企业管理亦然。统治者治理国家，企业领导者治理企业，道理跟烹煮小鱼一样，不要常常翻弄。因为无论是一个国家或是一个企业都需要一个安定稳固的政治局面，如果制度朝令夕改，老百姓就无法适应，大家的行为就会无所适从，人心不稳定，社会就会大乱。反之，如果制度稳定，职工就心情稳定，就会专心于工作，做出成果。

对于一个企业来说，不管市场风云如何变幻，企业的整体规划、规章措施不能变。企业只要抓住了大的原则，制定了大的基本的规章制度，有了一个正确的、基本的运行轨道，在通常情况下，就应当坚持以不变应万变，只要基本的东西是正确的、基本完善的，就不要轻易去“翻弄”它。

（2）以无事取天下。企业“无为”的外部模式在看待企业的外部关系方面，老子的思想并不赞成所谓“商战”的提法，也不主张“竞争”。为什么这样呢？老子认为：天地自然的世界，万物从各种形体而生，而成长变化为各种形态，各自有其一份充实的生命之开展：河边的杨柳抽发绿色的芽，鸟儿在高空上飞翔。在这个世界上，无任何作为性的意志，亦无任何价值意识。世间万事万物之所以生生不息、充满生机、欣欣向荣，那是因为万事万物都在“无为”之中顺应了规律，而不是“争”的缘故。

市场和自然都是同样的道理，谁更能顺应社会规律，市场规律，需求规律，谁就能生存发展，反之，则会消灭死亡。要顺应这些规律，并不需要去市场上找对手与之“相争”，而是应去认识这些规律，服从、顺应这些规律。企业的天职是为社会、众生生产物质财富，如果企业界都把重心放在“争”上，那么，社会众生所需的多种多样的物质财富又由谁生产呢？对企业而言，最明智的谋略应当是如老子所说的：“以无事取天下”。老子的意思，当然并不是说什么也不做，而是说不要去“争”。明智的企业，应当在“不争”上下功夫，应当去了解社会众生新的、未被市场认识到的潜在需求，把全部人力、物力、财力投放在这个“没有竞争”的点上，踏踏实实做事，认认真真开发，拿出公众满意的产品。这样的新产品一上市场，自然就拥有了市场。从这个意义上讲，你用新产品创造了新的市场，谁又能与你“争”呢？这就是老子所说“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天下”就是在这样的“无事”（不争）中取得的。对一个企业来说，最重要的即是开拓、介入、获得市场，而不是什么热门就去跟风、竞争，以求分得一杯羹，这样竞争的后果只能是市场饱和后，产品过剩造成的两败俱伤。

（3）我无为而民自化。企业无为的内部模式，落实到运行管理中，是什么情形呢？正如前面所讨论过的，在“治大国若烹小鲜”的原则指导下，企业的规章制度等企业的基础软件系统应当是正确、坚定而长期不变的，把这些落实在质量标准上，制定出操作规程，即工作标准。然后，针对工作目标，制定操作方法，让每个岗位都具有可操作性、可控制性。制度、岗位、职责明确后，要让员工选择自己喜欢干的，有能力干好的岗位，以保证其发挥最大的聪明才智和最高的积极性。员工在工作过程中，可以根据自己的实践经验，对不合理的工作流程、方法加以改进。这样员工的责任感和主人翁意识就都得到了加强。

只要企业的制度、原则和操作规程都已经制定好了，企业的运行也就有了基本的轨道，而这个轨道又是围绕质量标准展开的，所以，只要在这个轨道上运行，自然就能产出高质量的产品。用一个形象的说法：这个轨道就像渠道，员工的才干、能力就像水，水通过渠道去灌溉企业生产的最终目的，即产出高质量产品，产出最大价值。这样的渠道建成之后，剩下的问题主要就是疏导了。疏导或者说沟通往往是情感性的、思想性的，帮助员工解决生产中出现的问题；员工有差错，耐心教导，让其充分理解和认识错误的原因。同时，关心员工的家庭生活，住房等实际问题，这样，不但能增强员工的工作满意度和对企业的忠诚度，更能使员工从情感上对企业产生一种深深的依恋，从而安心地为企业效力，以企业为家，与企业同甘共苦。

老子的“我无为而民自化”的思想，运用到现代企业，从生产者角度讲，是要让员工发挥才干，发挥生产积极性，提高生产能力；从生产的结果上讲，就是要多出、快出高质量的产品，更好的满足人民的需要。总之，为企业所有员工发挥他们的才干提供一整套操作规程，操作法，使他们的力量能够汇到一处。这是企业无为的内部模式，它能让每一个员工都尽情发挥他们的热情和能力，创造出最大的劳动效率。

（4）以德信取天下。企业的经营活动成功与否，靠的是企业家的智慧和能力。一个企业，其价值追求固然是盈利，但决定企业百年的因素却是盈利后的取向。一位企业家曾说过这样一句话：“企业盈利100万是企业家个人的财产，盈利1000万是企业员工的财产，盈利1个亿是国家社会的财产。”这段话是很有道理的。

道家学派指出，“天长地久，天地所以能长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意思是说天地的存在不是为了自已而是为了世间万物，所以它能久存。企业的价值观决定企业在经营过程中的追求和企业的行为，也必然决定企业的未来。世界上许多知名的企业做大做强后，无一不是以关注社会弱势群体，捐赠希望工程来回报社会。大家熟悉的中国首富李嘉诚先生就是一个热心于公益事业的慈善家。他在一次谈到资助7万名残疾人的“新万里计划”时说：“我们要一路热情不减的去做公益的事业，要给人以信心和希望。”这就是他“捐赠文化”的核心。大凡一个伟大的企业家也都会是一个更伟大的慈善家。企业存在于社会，社会为企业的生存发展提供了条件，企业成长，社会才能繁荣昌盛，没有社会，则企业也不会生存，更不用说去盈利了。

一个企业如果一味地追求利润，忽视企业对社会的责任，其价值观不是以“生存百年”，“从优秀到卓越”为追求目标，那一定是不会长久的。正如善恶、美丑、优劣、忠奸这些对立面在道家学派里被认为是相伴而生的一样，追求短期利益，企业必定不会长久，只为一时，必定只存一时。有一次联想控股向一家著名的外资银行申请贷款，这家银行却要求一份公司在社会公益方面情况的汇报。就像要成为沃尔玛的供应商，还必须具备一定的社会责任竞争力，否则企业可能就会被排斥在商业游戏之外。所以说，企业在成立之初订立的价值观是企业文化的源泉，这种价值观只要转化为员工的价值观和动力，企业就能从困难中看到光明，在危机中抓住机遇，企业的发展就能一路高歌猛进，势如破竹。

《老子》第10章说：“生之畜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大自然养育万物，但不占为已有，帮助它们却不依赖它们，成就它们却不支配它们，这就是高尚的品德。作为企业的管理者应该懂得自然之道，顺应人的天性，具备大自然的这种“玄德”。只要员工敬业，就应尊敬他们，只要员工忠诚于企业，就应让他们建立和睦家庭，只要员工加倍努力，就应该提拔他们。老子还提出圣人的品格为慈、俭，并像山谷一样开阔，像水一样利于万物，即所谓“上德若谷”，“上善若水”，企业家如果有了这样的素养，就一定能造福社会。

在企业管理中，企业家的人格魅力，以及企业管理者的品格修养，对于企业的运作和维护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老子同时还提出“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这正是现代企业管理中领导者实现影响力所需的品质，因此，只有从管理者人格中发出的力量才是最有力的，才是真正的权威，领导人只有通过自已良好的素养，高尚的情操，以及身体力行来建立威信，才能指导员工朝着正确的远景奋斗。晚清红顶商人胡雪岩，就熟知中国取势求利的文化精髓，他运用其以诚取信的商业原则，助人济世的侠义精神，从一位钱庄小伙计崛起为富可敌国的江南巨贾。我们应学习胡雪岩博采众长知己知彼的经营之道，诚信戒欺开拓市场的经营之术，仁义为先立足社会的经营之本以及知人善用灵活多变的用人之道来适应当今这个变幻莫测的社会。

在一个诚信社会里，德信价值是社会价值取向和人生价值观的统一，是衡量一个企业家成功与否的试金石。为此，作为一个有责任感的企业家，决不可低估它的作用。

5.趋向管理，无为改革

企业改革，就是对一个行将破产的企业施行“外科手术”。可是，要改革，就必然要打破一些旧的东西，就一定会有阻力。如果改革者不能恰当地平衡利害关系，轻者会受到受害者的抵制，重者还会引发双方的对立、冲突和流血事件。那么，企业究竟怎样才能获得改革的成功呢？

那就是必须掌握黄老之术的要旨。“外施儒术，内修黄老”，这是中国大多数有为君主奉行的管理哲学。从理论上讲，就是要对天下人要讲“仁义”，要去阻止一切不义之举，要一切随其自然，讲求水到渠成，讲求“无为而治”。

这里所说的“无为而治”，也是一种“有为”中的“无为”，企业改革的成败就在这里。

企业改革，决策人的处事哲学非常重要，他应该在外人看来的“无为”的背后，做着“有为”的事情，表面上风平浪静、天衣无缝，而实际早已“暗渡陈仓”了，这才是改革成功的真谛。那么，怎样实施企业改革呢？

首先，要弄明白改革的必要性，改革要做哪些事情。这些改革的措施与事项不要马上公布于天下，只须实施者知道就行了，否则必然会受到反对者的阻挠。

其次，要找到平衡利害关系的策略。比如，进行事关大局的人事调动，或者其它动作来维持这种平衡的局面。在人事任用上，一定要让利益既得者去担当重任，逐步让利益受损者靠边站，调离岗位，转移利益归属。

再次，将要实施的项目，分步骤地，一个一个的，神不知鬼不觉地落实下去。比如，我们可以先落实一些大家都没有争议的、或者利害冲突最小的项目，当然不能让利益受损者清楚这些项目的终极目的是什么。然后再进行阻力较大的项目，循序渐进，逐步实施，待到谜底一步一步揭开，真相大白之时，木已成舟，新生力量已经足够应付眼下的改革时局，改革也就取得了成功。而利益受损者在改革的整个过程中，可以得到新的任命，或者不再需要纠缠这里的利益而另谋高就，矛盾化解后的改革，就成为了一项正常的企业管理活动。

很多企业失败的原因就是不遵循事物发展的自然规律，大刀阔斧，除旧布新，但却不考虑当事人的心情和利益，强行作为，最后不可避免地遭到失败。这些企业没有考虑到力度大的改革不可能不伤筋动骨，不可能不触动各方利益。因此，当受损者开始抵抗，进而反击时，改革者就必然遭到失败。君不见，历史上的大刀阔斧者几人得以存活？这就是他们学史而不懂得吸取历史教训的原因。

为什么孝文帝的改革成功了，而王安石的改革却失败了呢？为什么汉武帝的改革成功居多？商鞅却会被“车裂”？全在于改革者的哲学思想不同。

一个人形成哲学思想的渠道大体上有两种。一种是别人强加给的。比如宗教用一些神话，或者是伦理、六道轮回等，威慑性地灌输哲学思想；另一种是受现实世界的哲学思想的影响，通过实践结果来总结或印证某些哲学观点的正确性，这深深的哲学烙印，在以后的生活实践中得到了信奉与遵从。这两种哲学思想，当然是从实践中得来的更为可靠，更值得信奉。搞企业改革，就要用历史的经验警戒自己，用前人的智慧武装自己，只有这样，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

6.员工管理，人性至上

现代企业的管理，尤其是员工管理，在观念、思路、制度、方法上与传统模式相比，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对于民营企业来说，公司犹如微型社会，员工在这个小社会里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人力资源管理水平的高低，决定了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的地位。

目前的很多企业对“员工管理”存在一个很大误区，他们以各种有形的手段对员工加以约束，除了规章制度以外，更把电脑监控软件、监视探头、掌控密码等“特务”手段用在员工身上，这种状况造成了劳资双方的严重对立。管理者基于对员工的“有嫌推定”，热衷于对员工实施各种约束，以达到控制企业的目的。这些现象的本质反映了企业深层次的管理理念与迅速发展的社会观念存在的差异。

如何提升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水平，怎样更新管理理念呢？

第一，管理者必须在企业中树立和培养符合社会和企业发展需要的价值观体系。

一个员工进入企业，他的行为即受企业环境所左右，因此，企业管理者应当积极利用企业环境，以先进的理念去塑造培养员工的价值观，使之适合于企业和社会的发展需要。当今社会，企业所着力培养树立的应该是一种共同的、创新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所弘扬的是与时代同步的、企业与员工共命运的、鼓励创造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它贬斥的是陈旧保守的、与企业和社会共同利益相背离的思想和行为。这样的价值观体系将把企业与员工紧紧地维系在一起，形成一个企业与员工的命运共同体，一个异姓大家庭。在共同价值观体系下，员工的思想行为自然与企业利益相符，在这种情况下，“员工管理”就自然而然地会走上“无为”管理的轨道。

企业价值观的形成应当体现为一种系统的企业文化，它包含企业的经营理念、宗旨、制度体系、行为规范和外在形象。塑造卓越的价值观念体系，有两条必须遵循的原则：一是必须以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为背景，以踏准时代步伐为标准。二是以本企业的发展历史和未来目标为基础，创造出符合企业需要、独具特色的价值观体系。

第二，企业应推崇“无为而治”的管理理念。

“无为而治”的管理理念主要注重于精神的引导，淡化形式上的控制，提倡企业高层管理者尽可能地将权力下放，以便充分发挥员工的潜能。犹如管理学者彼得·圣吉所说“给人们行动的自由去实现他们自己的构想，并对所产生的结果负责。”

我们的企业管理，由于受封建传统和长期以来的计划经济体制束缚，人们的思想比较僵化。体现在企业管理中，就是自上而下的层层控制，这种控制往往成为一种对人的思想禁锢。企业的高层管理者常常存在一种顾虑，害怕放权会使企业失去既有的功能，使得最高管理当局被架空，从而使企业陷于瘫痪，所以，他们凡事必亲历亲为。领导者的“有为”，必然会限制下属的创造力，久而久之，人们的主人翁意识就会淡化，企业就会停滞不前。

一个企图“有所为”的企业，所要做的不是对员工行为的严密管束，而是努力改变其思维模式，加强团队整体意识，让各种信息与人的创新思维接触、碰撞，产生出改变现实的良策，达到控制企业的目的。正如清华紫光集团总裁张本正所说：“管理的最高境界是去除管理。”“无为而治”的管理理念还应体现以下三种创新意识。

（1）人道化管理。管理者应把人看得比“制度、模式”更重要，相信员工的创造力和实干能力，把企业的经营管理甚至于决策大胆地交给他们。破除下级绝对服从上级的保守观念，提倡个性化的自主思维，同时，以人的观念评估人的价值。

（2）运用全息管理思想。全息管理的主要含义有三层：一是指全部的信息，也就是说，管理决策所依据的信息是全面而不是片面的；管理措施是系列化配套的而不是孤立推出的。二是任何一个局部都包含有整体的信息，亦即所谓“一叶而知秋”。三是一个适当的局部，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发展成为一个整体。比如一种思想、一种创意甚至是一种不为人注意的现象，经过发扬光大，会如同一片叶子或一根枝条插入土壤，在合适的环境中长成参天大树。

（3）企业管理者应宽容某些非理性的行为，包括一些“奇谈怪论”和一些“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宽容创新管理中发生的错误和失败。民营企业的员工群体有着年轻化、知识化、思想活跃、思维敏捷、敢于创新的特点。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他们也有着思想过激、经验欠缺、群体意识差等多方面的不足。参与管理、构思或实施创新，往往不能得到人们的理解，有时还难免会犯一些错误。有很多的创新思想和行为，在初期会表现得有些怪异，作为企业的管理者，应当“独具慧眼”，宽容和保护创新的思想和行为，以使创新的意念在企业发扬光大。

总而言之，“员工管理”的最高境界，同样是“无为而无不为”。企业管理者只有摒弃那些古板的陈规旧习，以崭新的思维去管理员工，才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7.闲适管理，宽松发展

“无为而治”是一种优秀的管理模式。在“无为”的前期，“有为”是一个必须的行为过程，通过“有为”来挖掘河道，完善管理架构，其后水流则循渠道而行，无使出其右，其后便可达到“无为”的结果。因为在这个时候，管理的内在运行机制就像“一只看不见的手”，在随时掌控着企业的运转和人员的行为模式，规范着企业运行的方向，使企业按着良性的轨道顺畅发展。

江淮汽车集团的董事长左延安就是一位“无为”管理的高手。

江淮集团是国内汽车业八强之一，年销售收入超过百亿元，然而，作为集团董事长的左延安日常却无比从容，他在办公室工作时，尽管手机开着，办公室的座机也通着，下属却能一连几小时不打他的电话。这份“悠闲”，一般的企业老总是享受不到的。

左延安的“闲”，源于公司在管理基本功上的付出，当然是管理架构搭建合理，管理层各司其职、运作得力的结果。是“功夫在诗外”，是以“有为”之能成“无为”之功。

江淮的企业战略和定位没有失误，公司一直靠性价比取胜，实施“高一点低很多，低一点高很多”的战略。具体说，就是同类产品，国外的技术要比江淮高一点，但是江淮的车价却比他们低很多；而对比国内的产品，江淮汽车的价格只高一点，但性能却高很多。江淮的轻型卡车、MPV等车型就是在这一高一低之间，成功占领了市场。

相较于左延安的“闲”，万科老总王石的“闲”则别具特色。

王石偏爱极限运动，至今已征服世界七大高峰。王石为何有如此闲暇的时间去登山呢？因为万科已经进入了“无为而治”的阶段，形成了完善的管理架构和商业模式，脱离了对某一个优秀领导人的依赖。当然，王石也很坦率地承认，这种“无为”的心态来之不易，因为他是一个很强势的领导者，“退出说起来容易，其实在心理上要跨过好几关。它需要的不仅是创业者的胸怀，更考验一个人由内而外的多种能力。”王石说，“事实证明在我离开之后，万科的发展并没有出现任何异常，这说明万科是一家很厉害的公司，显示出在业内卓越的竞争力。”

同以上几位老总的闲适、从容相比，上古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的创始人吴江却显出了一副初生牛犊不畏虎的气势。他凭着一股闯劲和悟出的“无为而治”的管理方法，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内就闯出了一块属于自己的天地。

上古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成立于2002年。公司成立伊始，吴江就通过成功全案操盘豪柏国际公寓、后现代城两大楼盘，当年达到销售业绩8亿元，并借此跻身于北京10大代理行之列。2003年昆泰国际中心的崛起，让上古再次赢得了业界的关注。迄今为止，上古已经树立了良好的形象和声誉，在北京建立了稳固的市场地位。

吴江说，上古成功的法宝就是培养英雄主义信念和浪漫主义的理想。“作为公司的核心，我并没有将公司做大的能力，但我有将公司的所有员工笼罩在浪漫主义和革命精神之下的能力。我们当然不是靠每天晚上开会，然后大家不睡觉一起奋斗，而是给团队每一个成员独立发展的空间，让他们尽可能多的去接触项目、了解项目。”他说，“北京大概有1000多家代理公司，在他们中间成为前10名或前5名是比较难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只有充分调动所有人的积极性，而不是说非要坚持术业有专攻才能使自己最终胜出。”

令很多人不解的是，上古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从成立到现在，竟然还没订立一条规章管理制度。吴江从来不限制大家做什么不做什么，从来不过问大家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走，“只要把该做的事儿做完了，可以打游戏。”吴江说。

吴江总结“无为”给他公司带来的几条好处：首先，没有固定的办公室，每个人就只能在销售现场工作，这样就能够对遇到的问题做出快速的反应。其次，行政机制的简化，使公司运作的成本很低，于是利润相对很高，股东回报也就相对较高。再次，以诚相见，心无介蒂的办事作风，使员工很容易为一个项目去拧成一股绳，团结一致、众志成城。最后，领导和员工容易相互沟通，不会产生官僚主义的种种弊病。

吴江说，他的公司是北京十大代理行中工作人员最少的一个。因为公司“小”，人员比较少，所以大家的关系都比较和谐，公司团队的构成总是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吴江说：“我们更多的是靠信任做事，所以我们团队的核心成员几年来基本没变，其他员工也都工作了两年以上。我们公司招人比较慎重，但只要进来就轻易没有人离去。在这里没人约束他们，他们是在一种充分的宽松氛围中工作和成长。”

从吴江的管理经营之道中我们可以发现，吴江的管理方法正是“无为而治”的生动体现。没有办公室、没有管理制度，看似“无为”，但是吴江充分发挥员工的主观能动性，把办公场所设到楼盘一线，让员工“有为”，员工的有为，造成了上古公司的“无不为”，这就是上古公司创立之初就能跃升于北京十大代理行之列的秘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