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本书是从浩如烟海的明清小品文中选出的精华，故名《明清小品文选》。

什么叫小品？小品是散文的一支。在谈明清小品前我们需先说说小品的特征。

小品，小品，顾名思义就是“小”而又有“品味”；拿欧美文学理论来说就是有“意味”：是一种短小而又有意味的形式。

20世纪30年代，林语堂在《人间世发刊词》中说：“盖小品文可以发挥议论，可以畅泄衷情，可以摹绘人情，可以形容世故，可以札记琐事，可以谈天说地，本无范围，特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与各体别，西方文学所谓个人笔调是也。故善冶情感与议论为一炉，而成现代散文之技巧。”

这段话除了“以闲适为格调”稍有不全面外，其他都准确地概括了小品文的特征。如果我们把鲁迅先生反驳他的话当作补充：“明末的小品虽然比较的颓放，却并非全是吟风弄月，其中有不平，有讽刺，有攻击，有破坏……但自然，它也能给人愉快和休息，然而这并不是‘小摆设’，更不是抚慰和麻痹，它给人的愉快和休息是休养，是劳作和战斗之前的准备。”（《小品文的危机》）那就更全面了（鲁迅的话不仅指明末，有史以来的小品文都有这样的内容）。

小品文的内容既然如此广泛，那么与这内容相适应的形式即文体也是多种多样的。据当今研究者分析，小品文大体分为：以论说为主的论说小品；记人物事件的记人记事小品；记楼阁名胜的记胜小品；记山水游记的游记小品；记书画杂物的杂记小品；日记札记的日札小品；序文跋文的序跋小品；书信一类的尺牍小品；悼亡怀人的祭悼小品；托物言事的寓言小品以及闲情小品、笔记小品、诗话小品等等。这样的分类看似比较繁琐，却比较适合包括明清小品在内的古代小品的研究，因为千百年来相沿成习的固定文体自有其特点和特色。如按今人着眼于现代小品文的分类，将其分为记述、写景、抒情、讽刺、应用、论说等类，一是难以涵盖，二是难以剖分，三是混淆了既定的各种文体。

大体了解了小品的特征，我们便来谈明清小品。

明清小品是我国文学史上一个辉煌的标志，它几乎可以和汉赋、唐诗、宋词、元曲并提，标志一个时代文学的突出成就。小品这种性质的文体从古就有，《论语》中孔子与从徒“各言其志”；《孟子》中“齐人有一妻一妾”；《左传》、《庄子》、《战国策》、《史记》、《列子》、《世说新语》等古代典籍中具有小品性质的文字就更多了。中唐的韩愈、柳宗元，晚唐的罗隐、皮日休、陆龟蒙，宋代的欧阳修、苏轼、黄庭坚……都有精彩的小品类文章流传后世。但是“小品”一词本是六朝时称谓佛经略本的词语，只有到明代才成为散文或文章中一个部类的称谓，田艺蘅、朱国祯、陈继儒、潘元恒、王思任、陈仁锡等都以“小品”二字为己集之名；以小品为选集之名的有《皇朝十六家小品》、《图表小品》、《闲情小品》等。更重要的是从事小品创作的文士名家辈出，形成连续不断之势，到了晚明更出现了人才荟萃争奇竞秀的流派群体，即使到了文禁森严的清代，仍然如峡谷中的激流阻遏不住奔涌而出，直到晚清还呈现着亮丽的风景。

明清小品之所以蔚为大观，在中国文学历史的坐标上占有醒目的一席之地，一方面，是由于此前的散文小品已经积累了丰富的成果，明清两代的文人学士又善于吸取其精华，使其在传承中发扬光大。比如汉人与六朝人的尺牍对明清人书信之作影响深远，对山水游记之作的影响亦很明显；《世说新语》对明清的笔记小品影响更大；晚唐皮日休、陆龟蒙对明人的讽刺小品、寓言小品，北宋欧阳修、苏轼对明清人的书信小品、山水小品、闲适小品都有潜移默化的哺育，“三袁”之一的老大袁宗道最喜白居易与苏轼的文章，将自己的书斋命名为“白苏斋”，袁宏道、袁中道的小品也以“苏长公（轼）小品”为楷模，其小品的恬淡闲雅之情就与苏轼的情调非常相似。另一方面，明清小品之蔚为大观特别是晚明小品能够成为中国文学天空一片不落的彩霞与时代有关。明建国以后随着生产力的恢复，商品经济在迅速发展，市民阶层逐步形成，市井文化渐占优势，具有个性解放和民主意识的启蒙思想渐露头角。侯外庐先生在《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史》中说：“中国启蒙思想开始于十六七世纪之前，这正是‘天崩地解’的时代，思想家们在这个时代富有别开生面的批判。”这个时代相当于明嘉靖到万历的一百年间，而散文小品在这期间和之后也焕发出奇光异彩，这决非偶然的巧合，而是市井文化所蕴涵的个性解放精神，才令小品创作有了个性天趣的前所少有的魅力，徐渭、李贽以及“公安”、“竟陵”、王思任、张岱直至清中叶的袁枚、郑燮，晚清的龚自珍、梁启超……无不由其分明的个性、自然的天趣而使其小品具有独特的光彩，而这一切都与时代变化的因素分不开。

小品是自由的精灵。大凡小品都是作者在自由心态下的产物。鲁迅先生所翻译的日本文艺评论家厨川白村的《出了象牙之塔》有一段形容小品文写作状态的文字可以“洋为中用”：“如果是冬天，便坐在暖炉旁边的安乐椅上；倘使在夏天，便披着浴衣，啜着香茗，和好友任意闲谈，将这些话照样移在纸上便是小品文，兴之所至，是说些不至于头痛的道理，也有冷嘲，也有警惕，也有幽默，也有愤慨。所说的题材，天下大事固不待言，就是市井的琐事，书籍的批评，相识者的消息以及自己过去的追忆，想到什么就说什么，而托于即兴之笔。”在个性比较解放的时代，心灵比较自由，固然给小品创作以较广的天地，就是在思想禁锢比较严密，专制统治极其严酷的时代，即使是达官贵人、正统文士，也有隐秘的心灵自由的一角，被压抑的个性渴望解放的呼唤，这时小品就成为其获得暂时自由刹那自由的心灵逃逋薮。本书开头所选的“明初三大家”宋濂、刘基、高启都是开国功臣或翰林编修，但也是宦海浮沉，伴君如伴虎，有的被贬，有的被杀，在他们歌功颂德的同时也有内心的悲欢、不满、痛苦和愤恨，于是或形之于赠序，或托之于寓言，或流露于书信，于是就有了《送东阳马生序》、《卖柑者言》、《书博鸡者事》等著名小品，拒不为燕王朱棣草诏而被处磔刑并株连十族的一代名臣方孝孺也留下了《试笔说》、《越巫》、《答许廷慎书》等抒发内心衷曲的小品。“前七子”领袖宰相李东阳，“后七子”领袖刑部尚书王世贞，纵然都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但其小品《记女医》、《题〈海天落照图〉后》都突破了自身“主张”的局限，泄露了当时的爱恨。至于“唐宋派”的归有光更是以书写与自己亲情和内心悲欢的散文小品《项脊轩记》、《先妣事略》等名世，本书所选的《寒花葬志》、《〈尚书别解〉序》等小品亦是心曲的自由鸣奏。徐渭、李贽已接近晚明，上述追求个性解放反抗专制束缚的启蒙思想已经出现，曾被迫害疯狂的“狂士”徐渭的《抄代集小序》鸣自身遭遇的不平，对以八股考试的科举制度加以尖锐的批判，《〈叶子肃诗〉序》对拟古派诗文予以辛辣的讽刺，特别是具有反传统思想、最后被捕入狱自刎而死的李贽的小品更是尖锐泼辣，《赞刘谐》对道貌岸然的道学家进行了无情的讽嘲，《题孔子像于芝佛院》对道学家盲目尊孔进行揭露，剥现出其无知而强逞有知的嘴脸。一代才人汤显祖的《〈牡丹亭记〉题辞》对人世之真情即《牡丹亭》的主题作了高度的赞美——“情，生者可以死，死者可以生”，这是对程朱理学家“存天理，灭人欲”的“理”的针锋相对的抨击。

“公安三袁”是晚明小品的代表，连同尔后的“竟陵派”，王思任和合“公安”“竟陵”而一的晚明小品集大成者张岱，都是强调个性解放，标举性灵，大胆承认私欲，向某些传统意识挑战。袁宏道说：“性之所安，殆不可强，率性而行，是为真人。”（《识张幼于箴铭后》）王思任说：“尝欲佞吾目每岁见一绝代丽人，每月见一种奇书，每日见几处山水……”（《徐伯鹰〈天目游诗记〉序》）张岱说：“少为纨绔子弟，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自为墓志铭》）这些人连同冯梦龙、李流芳、刘侗在内成为一个影响极大的创作群体，他们的作品“大都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袁宏道《叙小修诗》）。其中以钟惺、谭元春为代表的”竟陵派”虽矫公安派之“浅易”，提倡“幽情”、“别趣”，以“幽深孤峭”见称，但“独抒性灵”的理念基本相同。本书选这一群体作品较多，每篇均有较详评骘，这里就不一一赘论了。

清代是一个思想统治非常森严的时代，自康乾以来文字狱接连不断，文人学士噤若寒蝉，舞文弄墨者只能在考据、训诂之学的夹缝中苟求生存。在康乾之前的明末清初，还有傅山、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思想家“离经叛道”的小品出现。傅山小品我们选得最多，因其各体皆备，而且各擅其胜，“不平”“攻击”“破坏”之力最强；顾炎武的《与叶硏庵书》直抒其坚拒博学鸿词科试的民族气节，黄宗羲、王夫之的《怪说》、《自题墓石》都表现了其不与统治者合作的坚定态度和艰难处境；“晚节不终”的钱谦益与侯方域在自己的小品《题塞上吟卷》和《陈纬云文序》中委婉曲折地流露了自己矛盾痛苦的内心世界和自惭的心情；抗清英雄张煌言《答赵廷臣》、夏完淳的《遗夫人书》，或义正辞严，或慷慨悲壮，表达了对国家民族的忠肝义胆和宁死不屈的大无畏精神……但从文网日密、文字狱日兴的“康乾盛世”之后，这样“有不平，有讽刺，有攻击，有破坏”，“是投枪匕首，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血路的东西”（鲁迅语）便几乎消声匿迹。自戴名世的《南山集》案以后，最合时宜的“桐城派”蔚然兴起。因《南山集》案牵连入狱几乎被杀，幸而被释放的方苞“惊怖感动”，于是为文提倡“义法”，主张“阐道翼教”，之后刘大、姚鼐直到中晚清的方东树、管同、梅曾亮、吴敏树以至曾国藩、薛福成、吴汝纶一脉相承，几乎一百多年“桐城派”一直统治文坛，以个性解放自由思想为灵魂的小品自然大幅度萎缩，再不能像晚明或明末清初那样蔚为大观。但是如我们前面所述，任何人的心灵中都有自由的一角，个性的呼唤。而且小品作为一种具有旺盛生命力延续千百年的文体，自有其形式的反作用力，因此在方苞、刘大、姚鼐的小品《辕马说》、《骡说》、《无斋记》、《游媚笔泉记》中都可以看出超越“义法”“阐道翼教”理念的带有个性色彩的灵性闪光，尔后管同的《登扫叶楼记》、梅曾亮的《观渔》、曾国藩的《书归震川文集后》、薛福成的《观巴黎油画记》……或以勿舍近求远的哲理，或以人人难逃世网的感叹，或以褒贬精辟的分析，或以国人首看西方世界，都给人新颖的启示。因桐城派对小品有“过”也有功，也在时间的流逝中发展变化，不能以“桐城谬种”一言以蔽之。至于在桐城派主流之外，心灵自由、个性解放的人性之潮从未停止过一刻的涌动，才华盖世却一生在科场碰壁的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一书中写了《地震》、《山市》等具有风物科学价值的小品令人耳目一新；孔尚任的《〈桃花扇〉小识》，使我们得知他倾注一生心血的名作恰恰造成他一生的悲剧命运；诗文书画全才的郑板桥在《焦山读书寄四弟墨》、《潍县署中与舍弟墨第二书》等小品中使我们看到了他严于教子，赤心恤民的金子般的心；37岁就辞官隐退步陶渊明后尘的袁枚以《随园记》、《戏答陶怡云馈鸭》等小品使我们看到了他一切“随性之适”的真性情；晚清的龚自珍，大概是封建王朝已处于末世的缘故吧，他在万马齐喑的沉沉暗夜中石破天惊地写出了《病梅馆记》，为天下苍生民族灵魂的被扭曲、被残害、被扼杀发出愤慨的呐喊，以《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写出了他在鸦片战争即将爆发前夕“位卑未敢忘忧国”的忠心赤胆，而林则徐的《答龚定庵书》则谱写了这两位民族脊梁爱国的丹心谱；至于林纾的《湖心泛月记》、辜鸿铭的《爱国歌》、梁启超的《养心语录》，也以其优美的文笔、正义的勇气、过人的胆识给明清小品的晚空添了亮丽的绮霞，不夜的风景。

明清小品，与唐诗、宋词、元曲一样，是我国文学史上的菁华，它有仁人志士的披肝沥胆，它有英雄壮士的碧血丹心，它有哲人学者的智光慧影，它有良臣循吏的直言正行，它有文豪才人的美文妙笔，它有布衣英才的悲欢歌哭……它可以让我们从一个侧面，一个新的角度，一个具有特色的窗口，看到明清两代人六百年间的社会状况、思想动态、感情流波和各种各类形形色色的人们活动的身影和生活图景，同时获得历史的认知、思想的教益和审美的熏陶与哺育。本书所选虽系挂一漏万，仅是“冰山之一角”，但读者也会得到匪浅的泽惠。

然而对明清小品的评价却迭经起伏，褒贬不一。有清一代由于封建正统观念占据统治地位，不仅本朝的优秀小品难登大雅之堂，就是明代小品也备受非议。《四库全书总目》中就说：“明之末造，太仓、历下，馀焰犹张，公安、竟陵，新声屡变，文章衰敝，莫甚斯时。”钱谦益也认为“自万历之末以迄于今，文章之弊滋极”（《牧斋初学集》）。只有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明清小品才得到比较正确的评价，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应有的地位，这得力于周作人、林语堂等人的鼓吹，也在于当时众多作家对小品文创作的重视与涉足。1932年，周作人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中认为，“公安”“竟陵”及融合“公安”“竟陵”两派的作家张岱的小品“是明末的新文学运动”，并说“今次的文学运动和明末的一次其根本方向是相同的”。在《杂拌儿序》中也说：“明末的文艺美术比较地有活气，文学上也颇有革新气象，公安派的人能够无视古人的传统，以抒情的态度作一切的文章，虽然后代批评家贬斥它为浅率空疏，实际却是真实的个性的表现。”就是鲁迅先生也对明末小品做了正确的评价（见前引）。在《招贴即扯》一文中还评价袁宏道说：“中郎正是一个关心世道，佩服‘方巾气’人物的人，赞《金瓶梅》作小品文并不是他的全部。”因此20世纪30年代，《明人小品集》、《晚明二十家小品》、《晚明小品文总集选》、《晚明小品文库》等纷纷问世，小品文作家作品也涌现文坛，一时蔚为大观。但在50年代以后由于主流思想的左倾和意识形态化，明清小品又沉入谷底，文学史中对明清小品很少提及或语焉不详，甚至有“近代反动文人周作人、林语堂等利用公安派的‘有性灵文字’来宣扬资产阶级的人性论，从而引导人们离开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抵制马克思主义的传播……”（199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文学史》）等语将其一概否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迎来了文学艺术的春天，明清小品也得到应有的评价和重视，有关明清小品的专集、选集迭出，研究著作也不断出现。

本书共选作者106人，196篇。编排次序，一律按照作者生年，这就不免将一般选者以张煌言、夏完淳入明而今入清，将其作为抗清英雄列于清代亦未尝不可。另外本书所选小品最多不超过五百字，一般均在二三百字左右。选目以质量为准，既重视名家大家，以增加本书的总体深度和文化涵量；也顾及作者虽不太著名却质量颇高通俗易懂的作品，以使本书雅俗共赏。关于本书的“新评”，一般不“就事论事”，而是从时代背景和作者生平诸方面审视文本的思想内涵及艺术特征，以求做到“知人论世”（鲁迅语），并涉及其所属流派或倾向，从而从整体上使读者约略明了明清文学发展的概貌。当然由于篇幅限制，只能尽量做到“言简意赅”。选目及评注中的不当之处，衷心希望方家读者不吝指谬。

张厚余

2008年8月于并州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