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牛虻》在中国（代译序）

一、《牛虻》如何来中国？

在老一辈中国民众的记忆中，20世纪50年代是一个激情燃烧的“火红的年代”。在那个轰轰烈烈的岁月里，为了跟上日新月异的革命形势的发展，同时也为满足怀抱宏伟理想、热血澎湃的青年读者的阅读要求，中国出版界连续不断地推出一大批苏联的革命读物，其品种之齐全，发行量之巨大，几乎是史无前例的，也造就了中国出版史上一道神奇的景观。

在这一波堪称为“红色经典出版热”的浪潮中，有一位名叫李俍民的青年译者也参与其中。他曾经翻译并出版过描写苏联卫国战争英雄的作品《卓娅与舒拉的故事》，以及以《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作者为传主的传记《奥斯特洛夫斯基传》。早在30年代，李先生就对当时已然风靡的革命成长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烂熟于心，并对主人公保尔·柯察金被其他人物称为“牛虻同志”这一细节感到大惑不解，由此而产生了一探“牛虻”究竟为何义、牛虻究竟为何人、《牛虻》一书究竟为何书的念头。于是，他设法在旧书摊上找来由苏联两家出版社先后出版的两种不同版本的《牛虻》俄文译本，在比照阅读之后，他发现两个译本对原书内容删改甚多，且错译漏译层出不穷。于是，李先生决定参照原书作者埃塞尔·莉莲·伏尼契（Ethel Lilian Voynich，1864—1960）的英文原著，将《牛虻》全书忠实地翻译成中文，以飨热情期待中的广大中国读者。

未料，此书的出版却一波三折。年轻的译者最先把《牛虻》译成中文的信息报告给当时一家颇有影响力的国家级出版社，不久即收到出版社拒绝出版的通知，原来当年的出版计划已经排满。正当《牛虻》译者对该书的出版事宜深陷绝望之际，出版部门却收到为数可观的读者来信，在这些来信中，人们纷纷要求出版社尽快出版《牛虻》中译本，以满足他们迫切的阅读需求。于是出版社不得不再次联系译者，并要求译者对译稿进行重译和改写。1953年7月，北京的中国青年出版社所出版了小说《牛虻》的第一个中译本。此书一经面世，就引发了轰动性的阅读效应。在1953—1959年短短几年的时间内，该书的发行量很快就突破了一百万册大关。

就这样，小说《牛虻》在那个火红的年代里来到中国，并从此在中国读者的心目中扎下了根。李俍民先生按照英文原著补译的全译本《牛虻》也于1994年和读者见面。如今，伴随着中国翻译和出版事业的蓬勃发展，各地方出版社也先后推出了不同译者、不同翻译风格的《牛虻》新译本。除了我们面前的这本南京译林出版社古绪满的译本外，比较常见的还有：上海译文出版社的蔡慧译本，漓江出版社庆学先的彩色插图本，上海三联出版社马亚静的英汉对照本，北京燕山出版社李彭恩译本等。这些不同风格译本的出现，无疑为读者提供了多样化的阅读空间。另外，近年来电视连续剧版《牛虻》和话剧版《牛虻》的上映和演出，也在观众中引起不同程度的反响，这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小说《牛虻》所蕴含的艺术感召力。

二、《牛虻》作者与中国

就在《牛虻》首个中文译本问世两年后，从遥远的太平洋彼岸也传来了《牛虻》作者的相关消息。

1955年，有两位在北京某高校任教的美国专家夫妇（其中一位是作家的远亲）专门写信给著名文艺家凤子，信中告知：《牛虻》一书的作者、爱尔兰女作家埃塞尔·莉莲·伏尼契已经年逾九十，依然健在。多年前，她与曾经是流亡革命家的丈夫一起漂洋过海，在美国纽约定居。后来，从事古旧书贩售业的丈夫离开了人世，只留下老妇人孤苦无依，仅依靠旧日的秘书和友人资助度日。美国专家在信中婉转地建议凤子向郭沫若先生求教，如何帮助困境中的女作家。他们的看法是：既然苏联和中国出版的《牛虻》拥有成千上万的读者，中国的出版社能否以支付版税的方式，给身处困境中的《牛虻》作者一点切实可行的经济上的帮助？

经过领导批示，中国青年出版社很快通过瑞士银行辗转寄给《牛虻》作者伏尼契一笔五千美元的稿费，并附上一封热情洋溢的感谢信。时至今日，人们也无从揣测，当年收到来自陌生的东方国度的稿酬和感谢信的时候，侨居异国的年迈的伏尼契会是怎样的一种心境。不久之后，中国青年出版社就收到女作家亲笔签名的回信，信中对其作品能在中国翻译出版表达了由衷感谢，并将在遥远的中国拥有无数《牛虻》的知音作为一生中无尚的荣耀。

埃塞尔·莉莲·伏尼契是一位颇有传奇色彩的爱尔兰女性。她生于爱尔兰科克市。父亲乔治·蒲尔是个数学家。她幼年丧父，随母亲由爱尔兰迁居伦敦谋生。1882年，她得到亲友的一笔遗赠，只身前往德国求学；1885年毕业于柏林音乐学院；其间曾在柏林大学旁听过斯拉夫学课程。

1887年学成归国，在伦敦结识了一批流亡在此的外国革命者。其中俄国民粹派作家克拉甫钦斯基对她影响最大。在其鼓励下，她曾前往俄国旅游，两年间和彼得堡的革命团体有过不少交往和接触。她曾利用自己担任某沙俄将军家庭教师和外侨的特殊身份，出入于沙皇的监狱，为爱国志士递送衣物和信件。1892年，她和一个从流放地逃到伦敦、并对她一见钟情的波兰革命者米哈依·伏尼契结婚。夫妇俩一起积极参与俄国流亡者组织的政治活动。莉莲·伏尼契担任了流亡者主办的《自由俄罗斯》杂志的编辑，还出版了《俄罗斯幽默文集》，翻译并介绍了果戈理和剧作家亚·尼·奥斯特洛夫斯基的作品。他们还结识了普列汉诺夫、赫尔岑等俄国著名进步人士，并曾一起到革命导师恩格斯家里做客。

1897年，伏尼契的革命小说《牛虻》出版。此后伏尼契还创作过其他一些作品，但影响力远远不及她的这部处女作。据悉，伏尼契晚年侨居纽约期间，苏联文学界人士曾于1958年到她的寓所访问，并架设放映机，为她放映根据小说《牛虻》改编的电影。

1960年7月27日伏尼契在纽约寓所去世，享年九十六岁。

尤为令人感动的是，1945年，伏尼契的孙子韩丁受《西行漫记》的影响来到革命圣地延安，并面向西方读者写出了介绍中国革命的著名纪实作品《翻身》。1948年，伏尼契的孙女、原先在美国参与原子弹研制工作的科学家寒春及其后来的夫婿阳早，受宋庆龄基金会之邀来到中国，先后在延安、北京等地任教、工作，后专职从事农业科技和奶牛业的研发。这位伏尼契的后人侨居中国逾六十年，2004年寒春获得中国政府颁发的绿卡，成为第一位获得中国绿卡的外国友人。虽然伏尼契本人无缘踏上中国的土地，但是韩丁和寒春——这两位《牛虻》作者的后人，却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三、对“牛虻”原型的分析

长期以来，《牛虻》的读者常常为小说中惊心动魄的革命故事、高尚完美的英雄人物、强烈的理想主义和奉献精神所深深感染；同样，读者也会惊叹于书中浓烈的传奇色彩和大量富于悲剧性的动人情节，如：狂热的宗教热情和随之而来的背叛，亲人的遗弃和欺瞒，旁人的白眼，恋人的误解，爱情的追求与幻灭……所有这些，最后都可以归结到对“牛虻”一词的理解。因为“牛虻”既是体现全书主旨的书名，又是小说后半部中已经变身为革命领袖的主人公的名字。可以说，“牛虻”是小说的核心意象和文学原型。一旦弄清楚“牛虻”一词为何义，那么，牛虻其人为何人、《牛虻》一书为何书等一系列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临刑前，牛虻曾留给琼玛一首小诗：“无论我活着，或者是死亡，我永远都是，快乐的牛虻。”这首小诗，正是提供给人们解开“牛虻之谜”的一把钥匙。

牛虻一典，最早源自希腊神话中河神之女伊俄的故事。万神之主宙斯爱上河神之女，由于惧怕天后赫拉的报复，便将美女伊俄化身为一只白牛放逐于天河之滨。嫉妒成性的天后化身为一只牛虻去攻击牛犊，使她颠沛流离。最后受尽磨难的伊俄来到非洲埃及，才恢复了人形。这里由天后化身的“牛虻”无疑充满着“嫉妒与复仇”的意味，这暗合了小说的主旨，以及故事发展过程中“嫉妒与复仇”的相关情节：

早年身为大学学生的亚瑟出于对琼玛的男友、同为革命同志的波拉的嫉妒，在向神父忏悔爱情时，泄露了革命党人的秘密而铸成了终身大错。同样，“牛虻”一喻也隐含着后来的革命者牛虻以一系列颇为极端的方式，猛烈地攻击曾经对他隐瞒真实身份的生父蒙泰尼里神父、出卖过他的天主教会，以及因误解而抛弃他的女友琼玛，以报复当初所遭受的蒙骗和侮辱，并重新找回早先失去的个人尊严。

同时，“牛虻”的神话或多或少蕴含着一系列“变形”的母题，与此相呼应，在小说《牛虻》中，早先年轻英俊的亚瑟，十三年后变身为面目恐怖的神秘人物牛虻，无论是他的外表还是内心都发生了惊人的变化。另外，他在海外流亡的岁月里不断改变职业和身份；在回到意大利以后，他不断乔装改扮自己，以投身于各种充满风险的地下革命活动。这种化身和变形，不仅使敌人对他真假莫辨，而且他当年的爱人和亲人有时也无从分辨。这一系列包含在小说中的富有神秘性和悲剧感的浪漫情节，不能说不是“牛虻”这一文学原型所赋予主题的应有之意。

或许，人们更多的是愿意采用另一种“牛虻”的寓意来解释作品，这就是苏格拉底的“牛虻”。身为“西方哲学之父”，苏格拉底也是一位著名的街头演说家，他常常以一种十分奇特的方式向人们提问，以诱发人们自身所蕴含的知错和纠错能力，即理性。这无疑对当时的雅典统治者构成了一种实际的威胁。于是，当局以“亵渎神和毒害青年”两项罪名，将这位七十岁高龄的麻烦制造者送上法庭。面对五百人的庞大法庭，苏格拉底发表了最后的申辩。他说：人们之所以愿意与他交谈，是因为神说他最有智慧。他的智慧来自于内心的某种声音。你要把它说成是神的声音，那也未尝不可。他进而为自己辩解道：如今，雅典如昏睡中的骏马，他就是一只不断叮咬它、使它警醒的牛虻！无论他走到哪里，不提出质疑，他就活不下去。因为没经过省思的生活不值得过。

审判的结果众所周知，雅典这匹“昏睡中的骏马”既不能理解、也不肯原谅苏格拉底这只奋不顾身、充满智慧的“牛虻”。雅典人最终判处他死刑。

通读《牛虻》，人们不能不说，小说主人公其实就是一只苏格拉底式的“牛虻”。在他身上，不仅体现出智慧、勇气和飞蛾扑火般的执著，更体现出一种深沉的、甚至在普通人看来多少有点另类的爱国主义情怀。而这些特点，恰好构成后世西方知识分子最基本的品质，那就是：忠实于自我，献身于真理，把知识当成美德，甚至不惜用生命加以践行！在小说的结尾，主人公牛虻的慷慨就义，点燃了人们向往英雄主义激情的导火线；这和当年苏格拉底的从容赴死一样，构成了“牛虻”这一文学原型内在的一致性。

当初苏格拉底在狱中还告诉劝其逃亡的人们说：为活而活并不是目的，好好活着才是目的。在他看来，知善者必能行善——只要人们具有了正确的见解，必能采取正确的行动。所以他最终从容赴死、毫无眷恋地离开这个世界：让我去死，让你们去活。谁的去路好，只有神知道！同样，在《牛虻》中，作为英勇的革命者，受尽一切酷刑、面临死亡威胁的牛虻，在遗书里写道：

我心里十分清楚：那帮陷入泥淖的家伙，迫不及待地要秘密审讯，秘密处决我，这不仅使他们自己处于被动地位，而且还给我们一个有利的转机。我还十分清楚：你们留下来的同志紧密团结，猛烈地打击他们，你们就一定会大有作为。至于我，我会像一个即将出门度假的孩子那样，高高兴兴地走向院子。我已经做了自己的本职工作，他们对我判处死刑，证明我完全尽了自己的责任。他们杀害我，是因为他们怕我。一个人能活到这样，他还能再有什么心愿呢？

面对行刑的刽子手，他嘲笑般吼道：“一旦到了惩罚你们的时候，我们用的不是这六支破旧的卡宾枪，而是大炮。”第一排枪没有将牛虻打死，他又对那些刽子手喊道：“枪法太糟，弟兄们，再打一次！”这种惊天地、泣鬼神的壮烈场面和气冲霄汉的英雄气魄，深深地感动着读者。

当然，诚如某位翻译家所提醒的，今天的读者同样不应忽视下面与原型相关的三个问题：一是书中所描写的宗教仪式、所渲染的宗教气氛，其实都是作者用来表现人物心理的一种手段，不应仅视其为游离或半游离的成分而加以忽略；其次，“牛虻”和蒙泰尼里都是神学研究者，他们在言谈中引用《圣经》原文，不仅是表达思想的一种手段，也是唇枪舌剑、相互交锋中的一种利器，因此尽可能找出这些宗教典故的出处，明白其确切的含义，也是非常必要的；第三，“牛虻”是英雄，但毕竟还有不少缺点，那也只能随他去，不要怕有损于他的形象。只有这样，我们看到的牛虻才是一个真实的“牛虻”。

冯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