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政治未解之谜--勘破历史潜规则（1）

炎黄二帝战蚩尤是否真实存在

几千年来，中华民族常自称炎黄子孙。所谓炎黄，指的正是炎帝和黄帝。然而，就像中华民族自称龙的传人一样，龙是否真实存在没有人知晓。炎帝、黄帝是否存在？是否有炎黄二帝战蚩尤一事？人们也都说不清楚。

在许多书籍当中，一般这样记载，炎帝、黄帝指的是中国原始社会中两位不同部落的首领。炎帝姓姜，是炎帝族的首领，在西部游牧后进入中原，与以蚩尤为首领的九黎族发生冲突，历经很长一段时间。黄帝姓公孙，号轩辕氏，居住在中原地区。黄帝一族的文化和生产技术相对发达，军力较强。所以，炎帝一族在输给蚩尤之后，逃到涿鹿（今河北境内），得到黄帝族的援助，终于杀了蚩尤得到蜀、苗等地，控制了中土核心土地，也将这些地方的人口纳入中原文化圈。中华民族的雏形也就由此形成。

以上情节在《史记》当中也有记载。但几千年来仅是史料中提及炎黄战蚩尤一役，人们并没有挖掘到能证明这些部落战争的文物以供后人参详。直到1928年龙山文化的出土，人们才推测出炎黄大战蚩尤的可能性。

这一年，考古学者相继在山东境内和河南、陕西发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遗存。他们的共性是以农业经济为主，石器、骨器、陶器等手工业有了一定的发展，有部分粗陋的青铜器。故此，有人说这片龙山文化圈处于金石并用时代，年代大约在公元前2000年以前。

龙山文化究竟与炎黄战蚩尤有何关系呢？根据史料记载和天文年代学考证，黄帝应该生活在公元前4400年至公元前4300年间。也就是说，炎黄大战蚩尤的时间也在这个范围内。炎黄在世时期比龙山文化时期早了1000多年。在通常情况下，原始社会旧石器时代是不会发生大规模战争的，因为该时期处于母系氏族社会，更不可能出现炎黄合并九黎地区的事情。因为只有父系氏族社会，才有炎、黄、蚩尤这类男性部落首领存在。那么，究竟距今6000年以前，中国的原始人是否进入父系氏族社会了呢？这就要看龙山文化是否处于父系氏族时期。由于龙山文化与炎、黄文明的时间比较相近，地区也接近，只要肯定了龙山文化处于父系氏族时代，炎、黄战蚩尤一役存在的可能性将大大增加。

一般来说，区分母系氏族和父系氏族，要看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生产的规模和结构。早期原始社会母系氏族时期，男子狩猎，女子采集、种植，家庭生活的主要重担由女子承担。但是，随着农业开垦工作的繁重和畜牧业规模扩大，许多粗活由体力较好的男子承担，大型的手工业产品也基本由男性制造，男性逐渐成了家庭的领袖。参看龙山文化的农业、畜牧业规模和使用工具，人们可以完全确信它处于父系氏族社会。也就是说，炎、黄、蚩尤这类男性部落首领在距今6000年以前是很有可能存在的。为了获得更广阔的土地资源和农业资源，部落之间发生战争大有可能。

虽然到现在为止人们没有办法完全肯定炎、黄的存在，也无法改变蚩尤在远古传说中的魔怪形象，但三者的恩恩怨怨已经给了人们无限遐想的空间。

盘庚是否迁都到安阳殷

随着19世纪最后一道晚霞的消逝、20世纪曙光的浮现，在河南安阳小屯村的附近，数量惊人的甲骨文、青铜器、玉器、陶器、骨器等古老文物逐渐浮出“水面”，距今数千年的、中国最早可以确定具体位置的都城--殷，也显现出自己的“美貌”。

殷被认为是商王朝相继迁移五都的最后一个国都，陪伴商王朝走过了273个春秋，直至商的灰飞烟灭。相比存在将近500年的商王朝，殷占据其一半以上的时间，目睹了一个国家稳定之后的沧桑变迁。因此，商王朝又被称为殷商。

君王死后，城市消泯，从此殷化为废墟，归于尘土。如果殷墟再推迟几百年出土，人们可能会认为，史书上所记载的商王盘庚迁都至殷不过是个传说而已。即便如此，仍有一些学者对盘庚迁都至殷的问题表示怀疑。

盘庚究竟是否迁都到安阳殷？表示肯定的学者是站在出土古文物的数量和质量上来确定的。且不说小屯村地下数以万计的刻镂文字龟甲和兽骨，也不说那些制作精巧的青铜器和兵器，单一个艺术水平高超的司母戊大方鼎，就令学者们不得不承认，一个普通的远古城市有这样高的制造水平，舍了殷为都，找不出第二个地方。

偌大的司母戊鼎，高133厘米、长110厘米、宽78厘米，轮廓方直，重达800多千克，自有不可动摇的气魄。除了鼎身四面的中央处无纹外，其余各处包括提手、脚柱，都刻有精美的云雷纹和各具形态的生动纹饰，尤以饕餮刻纹为主。除此之外，鼎耳外廓有两只猛虎，虎口相对，内含人头，耳侧以鱼纹为饰，霸气十足。根据多方面的考证，司母戊鼎很可能是商王室的重器，因为其雕工和制造技术已经达到了商代青铜文化的巅峰，再无出其右者。

如果说司母戊鼎强化了人们对盘庚迁都至殷的说法，那么，随着考古挖掘工作的进行，一座座宫殿宗庙建筑遗址、一片片王陵墓地、星罗棋布的居住遗址、繁华的手工业作坊的相继出现，更使人们确信殷墟的前身是一个都城。

不过，盘庚是否迁都到殷，仍旧遭到怀疑。据《史记》记载，成汤帝于公元前1711年灭夏，建都于商丘南亳。成汤五世孙仲丁迁都到河南郑州，仲丁弟河澶甲迁都到今河南内黄东南，六世孙祖乙又迁都至今河南温县东，八世孙南庚把都城迁到今天的山东曲阜，直到九世孙盘庚“渡河南，复居成汤之故居”。也就是说，盘庚迁都是从黄河以北迁往黄河以南，到达成汤建都南亳之前的居所--商丘县北部的北亳。

说来说去，盘庚还是回到了原点，而并非迁都到安阳殷。不仅如此，《竹书纪年》中也有与《史记》不谋而合的记载，且书中将北亳称之为殷。很显然，史书上表明盘庚迁都不是去了现代我们所看到的殷墟，而是去了北亳之殷。原来，此殷非彼殷，是一个历史的文字误会，令殷墟被误以为是都城。

然而，谁又能解释安阳殷墟规模宏大的遗址和数量惊人的文物究竟是怎么回事？谁能解释为何就连商丘的遗址也不能与安阳相比呢？难道真如少数历史学者推测的那样，是成汤的十三世孙武乙迁到安阳小屯，才留下如此庞大的都城么？可是，数以万计的史料都这样显示，商王朝历经五次迁都，若是由武乙迁都安阳，岂非有了六次迁都之说了？

一个历史的谜题就这样难倒了世人，至今仍没有人拿出更具有说服力的证据来证明是盘庚迁都到殷。但不管怎样，我们可以确定的是，殷作为商王朝后半期经济水平的代表，其宏大的规模，可以让人深切地体会到3000多年前中土的繁华。

“指鹿为马”岂止辨忠奸

赵高其人在历史上是一个颇受争议的人物，一是身世，二是生年，三是功过是非。此人精通律法，虽是宦人，却深得秦始皇的喜爱。可以说，秦王朝的建立，他也算有些功劳。然而，他又是一个可以将善恶、是非、忠奸、美丑颠倒的邪恶人物，秦国正是亡在他的手上。历史让这样一个平庸至极的人扮演了英雄般的人物，实在可笑至极。

颠倒人类的审美观念，是赵高远远超于其他人的地方。单是一个“指鹿为马”，就没有人能够做到。当时，秦二世胡亥年幼无知。因为他幼时一直依仗赵高，对于赵高的狼子野心毫无察觉。而赵高已经继李斯位列中丞，二世哪想到赵高竟然有簒政的打算。

为了辨识朝廷中谁对自己“忠”、谁对自己“奸”，赵高在秦二世三年（公元前207年）八月某日，于朝上叫人牵来一只鹿，对秦二世说：“陛下，我献给您一匹好马。”秦二世一看，这哪里是马，分明是一只鹿，便笑着说：“丞相搞错了，这是一只鹿，怎么说是马呢？”赵高笑着道：“请陛下看清楚，这分明是一匹千里马。”秦二世又看了看鹿，将信将疑地说：“马的头上怎么会长角呢？”赵高道：“陛下若是不信，可以问问诸位大臣。”

大臣们顿时色变，不知赵高又要做什么。明知他胡作非为，颠倒是非，却敢怒不敢言，一时间都低下头。有些正直的人坚持认为是鹿而不是马，还有一些赵高的党羽则顺着赵高也指鹿为马。此事过去才几天，那些正直的大臣便被赵高以各种名目治罪，甚至有满门抄斩者。

一段“指鹿为马”的风波，让赵高知道了哪些人依附自己、哪些人反对自己，但他的目的哪里是如此简单。隔日，赵高便派占卜者对胡亥说：“皇帝您连鹿马都不分了，肯定是祭祀没有好好斋戒，以致脑袋昏聩。”胡亥不疑他，遂去上林苑斋戒。但他毕竟年幼，耐不住寂寞，每日出去游玩打猎，一不小心射死一个路人。其实，这路人是赵高安排好的。赵高借着胡亥射杀活人的事情，对胡亥说：“皇上您无故杀了一个人，上天恐怕会怪罪，应该躲起来才是。”胡亥心中害怕，立刻躲到咸阳城外的望夷宫。望夷宫中所有侍候的人都是赵高的亲信，已经深陷牢笼的胡亥犹不自知，就这样浑浑噩噩地丢掉了性命。

胡亥一死，赵高就撤下了他的玉玺佩上，想要仗着自己也有着嬴姓赵氏的血统，准备登基为帝。但他名不正言不顺，又是个宦人，根本没有人服他。他的皇帝梦就这样破碎了，只好临时改变主意，将玉玺传给子婴。由于秦国实力已经大不如前，子婴只得取消帝号，复称秦王，随即便与贴身太监韩谈商定斩除赵高的计划，诛赵高于内宫，并夷其三族（父族、母族、妻族）。

不管赵高的结局如何，从他“指鹿为马”到布置种种计谋簒政，足见此人心思之缜密、办事之诡诈。若是他能真心辅佐秦室，不与李斯相争，认真教导胡亥，以他的能耐说不定能成为一代名臣。可是，赵高偏偏不甘寂寞，日夜盘算着要篡夺皇位。不知餍足成了他的死穴，注定他要走向自我毁灭的道路。

何因导致汉代屡现外戚干政

外戚又称“外家”、“戚畹”，乃帝王的母族、妻族一脉。若是外戚安分守己，作为帝王的亲戚，自能享尽荣华富贵。可惜，历数千年中华历史，偏偏是外戚的野心最为膨胀，甚至远远超过乱臣贼子，其干政乃至篡权的现象时有发生，叫帝王之家头痛不已。

发生外戚干政事件，尤以汉代为甚，确切地说是东汉。大多数史学家认为，东汉外戚干政颇多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小皇帝多，一个是尚书台的设置。

幼帝登基，难以亲政，似乎是历史的惯例。当然，也不乏康熙皇帝这样的异类，因为他碰上了没有强烈野心的外戚，加之自身心性早熟，且拥有治世的莫大勇气。但东汉就不一样了。

东汉幼帝多，根子还在秦始皇那。嬴政确立皇位继承制之后，希望子孙统治万世，虽然秦国未能昌盛千年，但嫡系继承帝位的规矩却被汉代完全吸收。因此，一旦遭逢皇帝英年早逝，其子嗣不管多么年幼，都要继承皇位。虽然西汉时期的帝王大多中年以后亡故，但到了东汉却连续遭遇几代皇帝三十余岁驾崩的情况，其幼子继承皇位，后宫的势力便不可遏止地膨胀起来。

后宫女性不能直接干政，自然是通过扶持本家的势力来掌握政权。然而在汉代，外戚不只是有后宫势力可以依靠，他们还有一个突出的优势，便是大多为有功之臣。东汉的外戚，主要有“马、窦、邓、梁”四大家族。东汉明帝的马皇后，是功臣马援的女儿；章帝的窦皇后，是功臣窦融的曾孙女；和帝的邓皇后，是功臣邓禹的孙女；顺帝的梁皇后，是功臣梁统的后代。四大家族既是功臣又是外戚，封地广大，势力雄厚，真如豪强慢慢地蚕食东汉的江山。

皇帝年幼只是外戚干政的原因之一，另有一个重要因素便是光武帝刘秀遗留的历史问题--尚书台的设立。光武帝刘秀在南方建立政权之后，为了稳固皇权，遏制相权，虽然保留了过去的宰相“三公”之职，即司徒（丞相）、太尉、司空（御史大夫），却将三公的实权抽走，徒留地位和俸禄，而设置名为“台阁”的尚书台掌握实权，由自己直接指挥。

最早的尚书是相对外部朝廷的内部朝阁，由皇帝统管，相当于机要秘书的工作单位。汉武帝刘彻在位时期，尚书被私下称为“内朝”，与三公九卿的“外朝”相对应，没有什么实质的执政权。但是，光武帝却将尚书机构的地位抬高至超过“外朝”的地步。虽然尚书台内的官员品阶不高，但比“外朝”中人更有权力。很快，这样的弊端就凸现出来。一旦皇帝早逝，幼帝登基，便无力掌控尚书台。自然，掌管尚书台的“重任”就落到后宫、外戚的手里。

光武帝聪明一世、糊涂一时的做法，就这样令东汉江山一点点落入他人手中。而外戚专权的直接后果，便是宦官权力的膨胀。因为幼帝唯有后宫宦官近侍可以依靠，长大后宦官帮助皇帝夺回皇权有功，受到土地、俸禄上的巨额封赏，势力便迅速扩大，甚至超过外戚。东汉末年的“十常侍之乱”，便是由此引起。

在以后的朝代当中，虽有外戚干政现象，但与东汉相比，实在是望尘莫及。

为什么中原王朝热衷于和亲

恩格斯在谈到中世纪封建主之间的联姻现象时，曾直言不讳地说：“结婚是一种政治行为，是借一种新的联姻来扩大自己势力的机会。真正起决定作用的是家世的利益，而绝不是个人的意愿。”伟大思想家如此精辟的结论，将几千年来世界各国古代和亲政策的实质道了个通透。

和亲，名义上是停止民族、国家战争，彼此捐弃仇怨、和平共处的外交手段。外表看似有着爱情韵味，实则是军事、政治妥协的策略。和亲双方的决策人心中藏的都是叫对方“为我所用”的算计，而牺牲品就是那些没有话语权的女性。

纵观中国历史，早在周襄王（公元前651-前619年）时期，王欲讨伐郑，怕自己实力不足，遂娶狄女为王后，联合戎狄兵力共同讨伐郑地，继而双方各自得到土地和财富。这是中国史料上可见的最早的和亲事件，很显然，如此和亲不过是双方利益的需要。此后，无论是汉唐还是宋明清，为了缓和边境紧张的民族关系，和亲成了惯用的手段。也正因为如此，“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的情景，便常浮现于茫茫荒野、枯山之间，化做诗人的凄美感叹。后人对此想象无限，却如何能体味个中“梧桐秋雨”的悲凉？

今日我们所熟知的和亲，并不是为政者突发奇想的政策。它受到帝王青睐，实则是有历史根源的。试想，当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不足以轻松抵御外来入侵时，便会采取软化敌人的政策：一则以钱财诱惑对方，只要彼此和平相处，我方会奉上足够的金银珠宝；二则以和亲来表示尊敬、友好，我方嫁个公主、郡主过去，双方就成了亲戚，看在亲戚的份上，也应和和气气。一旦双方达成共识，还可以携起手来打击共同的敌人。

中国数千年更替十数王朝，多居于风水宝地的中原。周边少数民族钦羡不已，都想到聚宝盆般的中原掳上一二。一旦中原王朝稍显弱势，便会采取和亲政策，例如汉代，和亲的目的无非是求得周边的安稳。不过，和亲不仅仅是中原王朝的自保手段，在唐朝，它还是“以夷制夷”的手段，也是彰显国威的策略。

唐朝初期，与突厥的和亲，表面上看，突厥人受到优待，实际上是唐朝用以软化突厥，令其再无反抗之心。再者，有了突厥的支持，一些漠北、漠西的少数民族就不敢再轻举妄动，唐王朝也省去很多力气去应付外患。在当时，有许多弱小的少数民族还主动到唐室请求赐婚，愿做汉家的女婿以壮声威。

其实，总结和亲政策仍旧是一句话，攀亲双方无非是希望对方“为我所用”。一旦这种手段失去价值，和亲不能带来和平，于是便诉诸武力，用战争解决问题。不过，我们不能否定和亲政策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华各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上的交流。在不同时期，它的确在一定程度上使人们免受战争之苦。

顾命大臣表面风光却是玩命活

所谓顾命大臣，就是皇帝在临终之前，亲自挑选任命的辅佐不能亲政的小皇帝的臣子。这些人通常都是德高望重、出类拔萃、忠心耿耿的重臣。古代被挑选为顾命大臣的官员，领着先皇的遗命，代替小皇帝打理朝政，可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虽不是皇帝，但同样一言九鼎，甚至可以决定是否废除幼主。不过，凡事有利自有弊，顾命大臣的无限风光背后往往也伴随着巨大的危险。

以南朝宋武帝刘裕临终前托付的顾命大臣为例。刘裕在临终前，任徐羡之、谢晦、傅亮等人为顾命大臣，嘱托他们辅佐少帝义符。刚开始的两年里，少帝年幼，几位顾命大臣可以对他进行教育指导，可以代为治理朝政。可是，随着少帝逐渐长大，几位顾命大臣对他的影响越来越小。于是，几人联合废了少帝义符。随后，立宋武帝第三个儿子义隆为帝，是为宋文帝。第二年，这几位顾命大臣奉表归政，文帝亲政。第三年，亲政后的文帝就先后诛杀了这几位顾命大臣。

顾命大臣为什么要废掉先帝所立的皇帝，去立一个新的皇帝？为什么被立的皇帝最终却又将把自己扶正的顾命大臣赶尽杀绝？像南朝这样的例子是必然的，还是偶然的？这其中有多层原因。

首先，顾命大臣本为先帝选出的忠心为国的大臣，多德高望重，为人耿直。由于古代封建思想的灌输，多数幼帝在小的时候因为是太子，很少有人敢管教他们。这样一来，就造成了他们无法无天的品性。小的时候不参政，这样的品性不会影响到国家的利益。但随着年龄增长，顽劣的品性自然会影响到国家的治理。顾命大臣这时候出于对国家安危的考虑，就会废旧立新。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有些顾命大臣习惯了高高在上的地位后，当小皇帝长大要亲政时便不想让出手中大权，于是就设计陷害幼帝，再重新立一位年龄小的傀儡皇帝，使自己得以继续把持朝政。

可是，为什么被顾命大臣们立的新皇帝往往会反过来杀掉他们呢？第一，新立的皇帝虽然很感谢顾命大臣给了他们当一朝天子的机会，但前面一个皇帝被废或被杀对新帝心理的影响是很大的。新帝为了防止顾命大臣以同样的手段对付自己，就先下手为强，杀了这些权臣，一来可以替曾经受制于顾命大臣的臣子出口气以笼络人心，二来可以杀鸡儆猴，树立威信，可以说是一箭双雕。

所以，千百年来的顾命大臣虽然表面上看来风光无限，但背地里要承担的风险更大，这一点是很多人都看不到的。一句“既涉太行险，斯路信难陟”就贴切地概括了顾命大臣的命运，是悲惨还是风光，只有他们自己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