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凡圣只在一念间

“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当年渔父的一首《沧浪歌》，虽隔了千年，音犹在耳。从中我们可以悟出一个道理，即一个人无论身处清世抑或浊世，都要刚直进取，要有豁达的心胸。

南怀瑾先生感慨孟子的遭遇，却赞同其虽因生不逢时，郁郁不得志，而始终为人伦正义、为传统文化的道德政治奔走呼号的品格。他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将自己的人生价值发挥到了最大化。直至老之将至，坦然面对自己的失败，传道授业，著书立说，就如寒梅般，在冰雪中怒放。

这就是一个生不逢时之人的典范。虽然大家都说上天是公平的，但这也只是自我安慰，上天不会眷顾每个人，而命运无常才是真。因此，与其把人生寄托在上天的安排上，不如把握在自己的手里，无论是生逢其时，还是生不逢时，都要扼住命运的咽喉，与其抗争到底，绝不轻易言败，绝不妥协。

因为妥协就是生命的枯萎，就是人生的大悲哀。屈原是出生于楚国的贵族家庭。公元前340年诞生于秭归三闾乡乐平里，他自幼勤奋好学，胸怀大志，26岁便升至楚国左徒兼三闾大夫。起初他颇受楚怀王的信任，官至左徒时，主张授贤任能，彰明法度，改良内政，联齐抗秦。但是，楚怀王的令尹子椒、上官大夫靳尚和他的宠妃郑袖等人，暗中受了秦国使者张仪的贿赂，不但阻止怀王接受屈原的意见，并且用计使怀王疏远了屈原。结果楚怀王被秦国诱去，囚死在秦国。顷襄王即位后，屈原继续受到迫害，并最终被放逐到江南，郁郁不得志。公元前278年，秦国大将白起带兵南下，攻破了楚国国都，屈原的政治理想破灭，对前途感到绝望，虽有心报国，却无力回天，只得以死明志，就在同年五月五日这天投汨罗江自杀。屈原认为：“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愤然跳进滚滚江水，一生思想与抱负付之东流，从此只有鱼儿与他做伴。其实清者自清，浊者自浊，以死来表示自己的清白高洁，确实有些不值得。既然你无力改变“举世皆浊”的世态，就应该傲然面对，做自己能做的，岂不更好！杜甫，中国文坛一座难以攀登的高峰，用他的一生谱写了一部悲壮的历史。当强大的大唐帝国走向衰弱的时候，他成了人间苦难的首席歌者，唱出了历经动乱后的悲凉之音。

作为一个胸怀大志的才子，杜甫可谓生不逢时。“安史之乱”的浩劫，打破了唐王朝繁华盛世的局面，也打碎了杜甫心中的美好蓝图，从此他走上了一条与残酷现实抗争的荆棘之路。困守长安达10年之久而无所作为，他的理想之火不灭；遭受幼子饿死之痛，一家老小甚至沦为难民，他也没有放弃信念；被叛军俘虏，沦为阶下囚，他还是对国家忠心耿耿。直到大历五年（770），在一个非常寒冷的冬日，一叶行在潭州到岳阳江面上的孤舟，带走了诗人59年的生命。

作为一位历经磨难的诗人，杜甫一生漂泊，他游历了国家的大好河山，也看尽了百姓生活中的痛苦，从而写出了“三吏”、“三别”这样忧国忧民、脍炙人口的诗篇。杜甫虽生不逢时，却依然故我地心忧天下，为天下苍生而奔走。他这种身在饥寒之中而心忧天下的可贵品质是贯穿其一生的，而这种至高至洁的伟大人格让人感动，正是：“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因此，只要思想高洁，“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即使曲高和寡又何妨？不能“留取丹心照汗青”，为千秋思念，为万世传颂，也要活他个虎虎生威、有滋有味，这才不白活一回。

语我世人，即使生不逢时，也不必叹息，坚持本色精神，让生命高蹈，舞出属于自己的天地。

远处，一首《怒放的生命》悠悠传来，似一声蛰音，惊醒一冬的噩梦：“曾经多少次跌倒在路上，曾经多少次折断过翅膀，如今我已不再感到彷徨，我想超越这平凡的生活。我想要怒放的生命，就像飞翔在辽阔天空，就像穿行在无边的旷野，拥有挣脱一切的力量……”司马迁眼中的孟子：人格魅力在艰难选择中彰显。

南怀瑾先生在讲述孟子的人生际遇时，有感而发地说，古今中外，许多能影响千秋万世，被后世称贤称圣的伟人，在当时，大多处境都很凄凉寂寞。之所以这样，原因就在于一个选择，他选择了为王道政治所奔走，而当时的国君们更注重的是君临天下的“霸道”之业。

《史记》一书中，司马迁为孟子这个选择的后果做了很好的注解。孟子奔走于各个国家，都被作为一个摆设受到了冷遇，而与他同时代的邹衍却是风光无限。“是以邹子重于齐。适梁，惠王郊迎，执宾主之礼。适赵，平原君侧行撇席。如燕，昭王拥彗先驱，请列弟子之座而受业，筑碣石宫，身亲往师之。”

邹衍在齐国极受尊敬，连一般的知识分子稷下先生们，在他的影响下，也受到了齐王的敬重和优待。当邹衍到魏国（梁）的时候，梁惠王亲自到郊外去迎接他，而且梁惠王还用接待国宾的大礼来接待他。正是“惠王郊迎，执宾主之礼”也。后来他到赵国的时候，当时有名的战国四公子之一平原君竟然不敢和他并排走路，只小心翼翼地侧着半个身子在后侍从，非常恭顺。到了行馆以后，在请邹衍坐下之前，平原君亲自用自己的衣裳打扫了一下座位，表示恭敬。

其实无论是孟子，还是邹衍，都是治世之才，孟子是圣人，邹衍也不是欺世盗名之辈，只是二人坚持的思想不同，恰好一人的思想主张与当世君王的意愿相符，从而得到重用；而另一位却因其思想是功在当代，利在千古，不能为君主们接受而已。同时代的杰出人士却有不同的命运，原因只在一个选择。

人生中不可避免地要面对选择。在选择之前，未来是不确定的；在选择之后，你所做的选择就成了既定的事实。即使有无数人来对你的选择进行评论和争吵，都不得不接受你已经作出的选择。

人生就像是一条通向未来的路，你所做的每一次选择就是这路上的一个岔道口，它们不停地延伸，把你带向生命的终点。只有到了你要离开这个世界的那一瞬间，你才会知道自己归于何处。到了那个时候，你心中会或多或少地有着某种遗憾或是懊悔：“当初，如果我……就好了！”你却永远也无法再次回到当初的那个起点重新作出选择。可你不能不选又不能全选，不选也是一种选择，不选和全选只在特定空间、时间和事件限定中存在。

因此，你必须面对人生，作出自己的选择，并为这个选择埋单，无论其结果是好，还是坏。颜回和子贡同为孔子的弟子，二人的遭遇却大不相同，颜回是孔子最得意的弟子。他出身贫寒，自幼生活清苦，却能安贫乐道，不慕富贵；性格恬静，聪明过人，长于深思。孔子所讲的许多高深道理，他能完全理解，且能“闻一知十”。颜回跟随孔子周游列国，过匡地遇乱及在陈、蔡间遇险时，子路等人对孔子的学说都产生了怀疑，而颜回始终不渝。不幸的是颜回早逝，葬于鲁城东防山前。孔子对他的早逝感到极为悲痛，不禁哀叹说：“噫！天丧予！天丧予！”颜回一生没有做过官，也没有留下传世之作，他的只言片语，收集在《论语》等书中，其思想与孔子的思想基本是一致的。后世尊其为“复圣”。孔子在颜回逝世之后感叹道：“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身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

而孔子另一位弟子子贡也博学多才，洞察时势，能言善辩，在经商和社会活动方面都很有成就。《史记.货殖列传》共载17人，将子贡列在第二。子贡善于掌握市场信息，并“与时转货赀”在商业经营和国际贸易中取得巨大成功。他“常相鲁卫，家累千金”，“富可敌国”。子贡经商与政治目的相联系。他经常“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抗礼”。越王勾践甚至“除道效迎，身御至舍”。正因为经商致富，他才有显赫的政治地位和广泛的社会影响。无论是孟子与邹衍，还是颜回与子贡，他们因自己不同的选择，从而经历了不同的人生。孟子和颜回等当初寂寞处世的人，都在经过历史的大浪淘沙之后，确立了自己的地位，孟子“亚圣”之称就是明证。而颜回虽然早逝，并没有留下系统的论著，但孔子一句“贤哉回也”，也让后人对其景仰不已。而邹衍和子贡在当世风风火火，成就一番属于自己的事业，同样值得尊敬。做利在当代事，或者成功在千古留名，两者都有其不可否认的积极意义，同样值得提倡，如何选择则留给来者评说和实践了。

总之，无论作出何种选择，只要自己能够自得其乐，认为这样的选择是值得的，并能为其后果负责，如此面对选择、面对人生，相信人生无憾。圣人之道：坚持道不同不相为谋。

南怀瑾先生分析孟子困于齐梁，成为各个国君的摆设的原因，主要在于“道不同”，这是王道与霸业、圣人与英雄的分野的必然结果。孟夫子执著于王道的精神让人肃然起敬。

“道不同，不相为谋”，语出《论语.卫灵公》，《史记.伯夷传》引此言曰：“道不同不相为谋，亦各从其志也。”确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志向与追求，不可因为一时之荣辱，或一时之诱惑就抛弃自己的信仰与做人的原则，这只会使自己的人格蒙羞，生命染尘。

人生天地间当有所为，有所不为，要坚持自己的底线和信念，“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只要仰不愧天，俯不怍地，足矣。在商朝末年，孤竹国（在今河北省）的国君有两个儿子，哥哥叫伯夷，弟弟叫叔齐。国王很钟爱叔齐，打算把王位传给他。伯夷知道了父亲的心意，为了成全父亲的想法，便主动离开孤竹。叔齐不愿接受哥哥让给他的王位，也躲了起来。伯夷、叔齐听说姬昌（即周文王）尊老敬老，赡养老人，便一起投奔周国，在那里定居下来。后来姬昌死了，周武王继位，武王整顿内政，扩充兵力，进军讨伐商纣。伯夷、叔齐听说这件事后，便跑去拉住武王的马缰绳，劝谏道：“父死未葬，就大动干戈，攻伐别人，这能说是孝吗？作为臣子，却去攻伐君主，这能说是仁吗？”武王的将士听了这些话，非常生气，拔出剑来要杀他们，被太公姜尚制止了。太公说：“这是讲道德的人。”吩咐将士不要为难他们。

武王最终伐纣成功，天下人尊奉他为天子，伯夷、叔齐认为这是件可耻的事，决心不做周臣，不食周粟。他们互相搀扶着离开了周朝的统治区，在首阳山隐居下来，靠采薇菜充饥。快要饿死时，作歌道：“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祖兮，命之衰矣！”至死反对武王的行为。歌罢，遂饿死在首阳山上。这是政治态度不同不相为谋的典型。世人对伯夷与叔齐的做法，既有非议也有赞赏，可他们坚持了自己的志向，亦死而无憾。

人乃血肉之躯，不可能永世长存，因此活就要活出自己的精神价值，活出自己的个性，不随波逐流，不与邪恶同流合污，即使身陷险境，也要坚持用一身傲骨，为正气而歌。

黄宗羲的《宋元学案》说得好：“大丈夫行事，论是非，不论利害：论顺逆，不论成败：论万世，不论一生。”做人当做大丈夫，要以“仁义”为先，注重道义，要有骨、有气，要挺起胸膛，正直无私，具有顶大立地的气概。正是：玉可碎，而不可以改其白；兰可移，而不可以减其馨。即使有金玉满堂，难移一颗坚定的心。人若能达此种境界，即使称贤称圣又有何不可？

而孟子“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绝不与现实妥协，既然“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那就不惜粉身碎骨，也要留一身清白照亮乾坤，坚持道不同不相为谋，这就是圣人之道。

“谦谦君子”与“铮铮汉子”：成功者应具备的两种人格特质南怀瑾先生认为：“孟子继承孔子的传统精神以及中国文化道德政治的哲学观念，和孔子的文化思想一样，也成为由古到今，甚至将来的颠扑不破的真理。”孟子的横空出世，为温良恭俭让的儒家思想注入一股阳刚之气，儒家思想从此刚柔相济，进退自如，上可以辅君王，下可以安黎民，进可以兼济天下，退可以独善其身，既有“铁马冰河入梦来”的壮烈，又有“闲花落地听无声”的静谧。

谦谦君子是孔子的人格特征，而孟子则为后世人提供了铮铮汉子这一阳刚的形象。

“谦谦君子，温润如玉”，以玉喻君子，取其圆润，不尖锐。佛家有一个词，圆融，是跟这种成熟的圆润颇为相似的境界。是以佛家讲求戒嗔、戒痴、戒贪，无欲无求，尔后能不动声色、不滞于心。谦谦君子的圆润亦同此理。修成佛、修成仙是尘世之人遥不可及的梦想，但磨去棱角、收敛光华、修成谦谦君子却并非太难的事情。容人之量是修成谦谦君子的前提，斤斤计较、小肚鸡肠修不成君子，开阔的心胸、通透的眼光，才是君子的气量。

而铮铮汉子就像一树寒梅，挺立风雪中，傲然绽放。他们敢于仗义执言，绝不妥协。他们不苟且，不油滑，不世故，不屈不挠；他们有志气，有勇气，有骨气，有胆有识。他们立世一尘不染，对人一片冰心，一箪食，一瓢饮，却敢于担荷一切苦难。正如古诗所云：冰雪林中著此身，不同桃李混芳尘。忽然一夜清香发，散作乾坤万里春。

谦谦君子与铮铮汉子，作为两种人格特征，是不具有可比性的，无论做到哪一点，都可以让人心生敬佩。而最能体现两者区别的当属鲁迅和胡适，两位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大家。鲁迅与胡适既是北大同事，又为《新青年》同仁，在五四运动中并肩战斗过。

五四运动后期，随着《新青年》杂志的分裂，胡适与鲁迅日渐分道扬镳，走进了不同营垒。胡适的“多研究问题，少谈些主义”，“整理国故”，“钻入研究室”乃至后来的“好政府主义”主张皆为鲁迅所侧目。在《华盖集》正续编以及之后的每本杂文集中，我们几乎都不难读到鲁迅对胡适这些主张的愤慨与讽刺。最严厉的谴责是他不点名地称胡适为“向日本人献上‘攻心菜’的学者”，愤怒之情溢于言表。甚至以胡适为灵魂的“新月社”被国民政府查封了，鲁迅也没有只言片语的同情或慰问，反而说他们是焦大，被贾府塞了一嘴马粪。这并不是一个文人简单的谩骂，而是一个坚持自己思想的知识分子的磊落之言。鲁迅自己也说他所有的批评都是对事不对人，敢于“横眉冷对千夫指”，也能“俯首甘为孺子牛”，一身铮铮铁骨，绝不妥协。

而胡适却对此抱宽容的态度，并且批评、规劝苏雪林等当时批判鲁迅的人，表现了一代学术大师的卓越风范。鲁迅逝世了，尽管鲁迅与自己生前政见相左，恶言有加，但胡适不仅不否定鲁迅的思想，还为他恢复名誉。胡适的这个态度，其宽容、大度、雅量、明智，确实是常人难以做到的“绅士风度”。如果说鲁迅的光明磊落让人由衷敬佩，那么，胡适的这种“绅士风度”也同样是让人高山仰止的。

鲁迅和胡适体现出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两种不同选择”。与鲁迅的思想深刻、毫不妥协、坚韧不拔诸多品质相比，胡适表现出来的是一种平常心态，是渐进的、理性的。正如世界有好就有坏，有前就有后，有强势就有弱势，有激进就有保守。如果把鲁迅的犀利、深刻看做激进思想的表达，那么不妨把胡适看做是介于激进与保守之间的温和派。胡适先生如同一位温和的，善为他人着想的谦谦君子，而鲁迅先生就是一身正气，绝不与现实妥协的铮铮汉子。

处当今之世，生活瞬息万变，人事纷繁复杂，若想成就普通人的平安与幸福，只修谦谦君子之人格，或者钟爱一身铮铮铁骨，最终很难如意。所以为人还需讲究方圆之道，修铮铮汉子的一身正气，心中方方正正，处世有底线，为人讲原则；取谦谦君子的圆融为人，左右逢源，在熙熙攘攘的人世间游刃有余地自在穿行。

人生若达此境界，无论朗朗乾坤，抑或滔滔浊世，于我又有何妨！正义、尊严、人格：人生中无法交出的立身三宝。

这也许只是战国时代一个普通的日子，云淡风轻。孟老夫子的马车驰骋在去往齐国的路上，碰巧路遇弟子充虞，师徒对话间，夫子一句“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如一股浩然正气奔涌而出，瞬间便“沛乎塞苍冥”。正是这股浩然正气使孟子不与混乱的现实环境妥协，始终坚持自己的理想和人格，成为顶天立地的大丈夫。

南怀瑾先生也承认，像孟子这样的圣人，并不是不懂得怎样去“阿世苟合”，向时代风气妥协，以便获取自己本身的利益。他实在“非不能也”，而是不肯为也，宁可为真理正义穷困受苦，也不愿苟且现实，追求那些功名富贵。这就是圣人人格。

人格是构建人生大厦的支柱，没有它，壮丽与辉煌将无从谈起；人格是人生的风帆，有了它，才能驶向理想的彼岸；人格是一个人的名片，在这张名片上印制高尚，人生之路畅通无阻，而一旦打上卑鄙的烙印，一世难再有英名。人格是人生亮丽的风景线，唯有它，才具有吸引人、影响人的巨大魅力。人格高尚者，让世人敬重，如屈原、孟子、陶渊明、李白、文天祥等，一世英名照汗青；人格低下者，让世人唾弃，如秦桧、严嵩、慈禧、汪精卫等，遗臭万年遭唾弃。

奥斯威辛集中营是20世纪人性被摧残的最典型象征，在这座集中营门前的告示牌上写着“任何人到达本集中营，都必须交出这三样东西：私属物、尊严、人格。”从此，人将不人。

南宋奸臣秦桧以“莫须有”之罪害死岳飞，一向为历代百姓所痛恨。位于杭州的岳王坟有以铁铸成的秦桧夫妇跪像，不断地被人咒骂、踢打、吐口水。

关于秦桧夫妇铁像，有一个传说。话说有个姓秦的浙江巡抚，上任后见秦桧夫妇的跪像受辱，感到面目无光，想将铁像搬走。为免激起民愤，他命人在夜间偷偷地把铁像搬走，扔进西湖。不料，次日湖水忽然发生恶臭。由于岳王坟的奸臣像不翼而飞，百姓纷纷要求官府调查。不久，铁像竟然从湖底浮起。百姓将铁像捞起，放回岳王坟前，湖水又清明如初，臭味全无了。百姓都认为是秦桧弄污了西湖。姓秦的巡抚见此情形，亦无可奈何。后来有秦姓人作诗：“宋字以后少名桧，我在坟前枉姓秦。”秦桧就这样向罪恶交出了自己的人格，从此遗臭万年，永被后来人唾弃。

谁爱遗臭万年，想必只有那些沽名钓誉之徒、贪婪无耻之辈，而大多数人都想保持着清白的良心，无愧于天地地过完此生，以求无憾。还有很多人活出了常人难以企及的大人格，为后世传颂。嵇康，“竹林七贤”之一，他一面崇尚老庄，恬静寡欲，好服食，求长生；一面却尚奇任侠，刚肠疾恶，在现实生活中锋芒毕露，他对那些传世久远、名目堂皇的教条礼法不以为然，更深恶痛绝那些乌烟瘴气、尔虞我诈的官场仕途。他宁愿在洛阳城外做一个默默无闻而自由自在的打铁匠，也不愿与竖子们同流合污。所以，当他的朋友山涛向朝廷推荐他做官时，他毅然决然地与山涛绝交，并写了历史上著名的《与山巨源绝交书》，以明心志。

不幸的是，嵇康那卓越的才华和不羁的性格，最终为他招来了祸端。他提出的“非汤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人生主张，深深刺痛了当政者。于是，在钟会之流的诽谤和唆使下，公元262年，统治者司马昭下令将嵇康处死。

在刑场上，有三千太学生向朝廷请愿，请求赦免嵇康。而此刻嵇康所想的，不是他那神采飞扬的生命即将终止，却是一首美妙绝伦的音乐后继无人。他要过一架琴，在高高的刑台上，面对前来为他送行的人们，铮铮琴声响起，激越的曲调，铺天盖地，飘进每个人心中。弹毕，嵇康从容地引首就戮，那一刻，残阳如血。从此，《广陵散》绝。

那一年嵇康39岁。嵇康钟情于道家，孟子为儒，两人都有着狂放的性格以及绝不谀世的情操，真可谓大丈夫也。这就是自古高风亮节的代表。也许他们在当时志不能伸，却留一世英名与后人。因此，在《正气歌》中，文天祥诗云：“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皇路当清夷，含和吐明庭。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

“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中国历史上能讲出这种话的人可谓空前绝后了。像这种大丈夫一定是有大人格、大境界、大眼光、大胸襟！做人要做大丈夫，生子当如孙仲谋。

完美人生来自完美人格，我辈即使不能名垂千古，也要携一身正气，如果不能照亮世界，也要照亮自己的人生，这才不枉人世走一遭。凡圣只在一念间，运用之妙在乎一心。

你我皆凡人，生在人世间，终日奔波苦，一刻不得闲。凡人在众人的唾沫中游弋，寻找栖息之地，妥善藏身，以求安身立命；圣人则按自己亘古不变的法则去实践对自我的塑造，奋斗至最后一刻。

正如南怀瑾先生所说，凡夫就是在现实的人生中，只为自己一身的动机而图取功名富贵的谋身者。那些不为自己一身而谋，舍生取义，只为忧世忧人而谋国谋天下者，便是圣人。

圣人其实就是脱俗的凡人。心中没有自己，只有大众与国家的才是圣人。

圣人是孟子为士人提供的理想人格。孟子说：“圣人，百世之师也，大而化之之谓圣。”“规矩，方圆之至也。圣人，人伦之至也。”圣人对于士人有何意义呢？孟子说，圣人可至，“人人皆可为尧舜。”也就是说圣人源于平淡，圣人来自凡人。但不是任何凡人都能成为圣人，这需要有坚定而执著的信仰，需要一颗胸怀世界的心，要有大智慧、大慈悲，经大磨难、大困苦而志向不改。相传释迦牟尼佛前世是一位修行者。他日夜不断，诚心诚意，锲而不舍，勇猛精进地修行菩萨道，惊动了天界。天帝为了测试他的诚心，即令侍者化成一只鸽子，自己则变成一只鹰，在鸽子后面穷追不舍。

修行者看到鸽子身处为难之境地，便挺身而出，把鸽子放在怀里。老鹰吃不到鸽子，很是不满，责问修行者说：“我已经好几天没吃东西了，再得不到吃的就会饿死。修行人不是以平等视众生吗？现在你救了它的命，却会害了我的命啊！”

修行者道：“你说得也有道理，为了表示公平起见，鸽子身上的肉有多重，我就在我身上割多少肉给你吃吧！”于是修行者拿来一个天平秤，开始忍痛割肉。

这时，天帝暗中使用法力，从而使得修行者的肉总是比鸽子肉轻。修行者一直割下去，直到割光全身的肉，两边重量还是无法相等。修行者只好舍身爬上天平秤以求均等。

天帝看到修行者如此舍身，于是和侍者都变回了原形。天帝问修行者：“当你发现自己的肉已割尽，重量还是不相等，你是否有丝毫的悔意或怨恨之心呢？”

修行者答道：“行菩萨道者应有难行难修、人溺己溺的精神，为了救度众生的疾苦，即使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怎会有后悔怨恨之心呢！”天帝被他的慈悲心及无畏的精神所感动，又使用法力，使他恢复原来的健康。这就是圣人之道，为救众生疾苦，宁愿舍弃生命。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做到这一点真是难上加难，所以世上圣人屈指可数，却有着如繁星般遍布于世间的凡人。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我们可以不是圣人，可以不是伟人，也可以不是英雄和智者，但心灵要与他们等高。1944年冬天，德国纳粹终于被苏军打败了，数以百万计的德国兵成了俘虏。在莫斯科的大街上，每天都有一队队的德国战俘面容憔悴地走过。这时，所有的马路都挤满了人。苏军士兵和警察警戒在战俘和围观者之间。围观者大部分是妇女，她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是战争的受害者，或者是父亲，或者是兄弟，或者是儿子，都死在了战争中，她们每一个人，都和德国人有着一笔血债。

因此，当俘虏们出现时，她们那平时勤劳的双手都攥成了拳头，眼中充满仇恨。士兵和警察们竭力地阻挡着她们，害怕她们控制不住自己的冲动。

这时，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一位满脸皱纹的妇女，穿着一双战争年代破旧的长筒靴。她走到一个警察身边，希望警察能让她接近俘虏。警察同意了这个老妇人的请求。

她到了俘虏身边，从怀里掏出一个用印花方巾包裹的东西。里面是一块黑面包，她不好意思地把这块黑面包塞到了一个疲惫不堪的、眼神中透着绝望的俘虏的衣袋里。然后她转向身后那些充满仇恨的同胞们，平和而慈祥地说：“当这些人手持武器出现在战场上时，他们是敌人。可当被解除了武装出现在街道上时，他们就是和我们一样，都只是有父母和子女的普通人。”

老妇人说完这些，就静静地离开了。但空气在那一瞬间似乎凝住了，不一会儿，很多妇女便拥向俘虏，把面包、香烟等各种东西塞给他们。这位老妇人所做的事虽然不属心忧天下、情系苍生的大事业，但她的做法也足以称为圣贤。毕竟事关天下的大事并不多，倒是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却关系着个人幸福与社会和谐。由此我们也可以悟出一个道理，一个人虽不能成为孔孟一样的圣人，但需要圣人的情怀，怀圣人心，做平常事，这样就人人皆可称圣人了。

所以，圣人并不是独一无二、与生俱来的，他们也是凡人经过不断努力修行而来。凡人与圣人只是一念之差，只有一步之遥，跨越了那一步，凡人就变成圣人。